暗杀当天肯尼迪让特工保持距离 致命第三枪大意失荆州

纽约邮报5月16日发表文章回忆了1963年11月18日肯尼迪（John F. Kennedy）被刺杀当天的一些细节，在那天的竞选游行中，肯尼迪总统对特勤局局长弗洛伊德·鲍林（Floyd Boring）表示，原计划乘坐安装在汽车后备箱特殊平板上的特工应该乘坐在尾随车辆中。这一错误决定导致了特工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出保护反应，使得枪手第三枪击中了总统头部。

“太过份了，弗洛伊德。这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肯尼迪说。 “我们即将举行选举，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可以接近我。”

对于那些受到特勤局保护的人，尤其是美国总统来说，对身边的特工指手划脚是家常便饭。但是，在他被暗杀四天之后，有一些特工怀疑是否是车辆的额外加长阻止了他们挽救肯尼迪的生命。

华盛顿邮报记者卡罗尔·莱尼格（Carol Leonnig）的《零失败：特勤局的兴衰》（将于2021年5月18日出版），从特勤局角度回顾了总统的历史，记录了预算不足、对保护的抵抗、政治内斗和兄弟会文化等等，这些因素常常使特工们在执行重要的救生任务时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肯尼迪而言，他的个人魅力--当他可以直接与公众互动时最有效--以及他和年轻女性的频繁交往使他成为特勤局的一个特殊挑战。

莱尼格写道：“在私下里，肯尼迪的特勤局特工看到他在向危险招手”。

肯尼迪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极为粗心大意。他的举动使他的一些特勤人员感到不安，另一些则感到非常生气。从职业上来说，他是他们迄今为止最艰巨的任务。”

肯尼迪利用他上镜的吸引力，在1961年上任后立即打破了总统在白宫外访问的所有记录。

当时，白宫的特勤局人员只有34名特工，由六人组成的团队轮班工作八小时。

为了应付总统的繁忙日程，特工们每天两次轮班工作，常常睡眠不足。

但通常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人手不足，而是肯尼迪本人，因为他会在任何机会摆脱警卫，认为他们最终无能为力。

肯尼迪对发言人说：“如果有人疯狂到想要杀死美国总统，他就可以做到。” “他必须准备做的就是为总统这个职位献出生命。”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肯尼迪才会和“他的兄弟或朋友一起溜进一辆没有标记的汽车”。。。试图去满足一种看似永远无法满足的性征服欲”，尽管“他手下的成员担心，在他幽会的众多女性中，会有人试图勒索、毒害或杀害他。”

而且，尽管特勤局定期对与总统私下会面的任何人进行背景调查，但总统的情妇却被禁止这样做。

特工麦金太尔（Tim McIntyre）于1963年加入肯尼迪（JFK）帖身警卫，并试图与其他特工开玩笑地解释总统的情事，“如果有人咬他会怎样？”

莱尼格写道，“麦金太尔见证了一群秘书、小明星，甚至是妓女进出总统的卧室，在旅馆或者他的私人住所。不过，特勤局特工不允许询问这些女人的名字。”

1963年11月，肯尼迪开始为期一周的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之旅。经过数月的紧张旅行，特勤局特工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依靠骨干人员并经常只派遣一名特工来计划旅行的事前安全，而不是通常的两名。

然后，在旅途中，肯尼迪命令他的保镖们离他远一点。

11月21日，肯尼迪的特工们已连续将近24小时值班，并且在此过程中步行或跑步超过10英里。

那天晚上，九名特工没有睡觉，其中四名原定于一早值勤，他们在一家名叫“酒窖”的“传奇并充斥着丑闻的夜总会”玩到凌晨1点以后。当晚，又有三名特工加入了他们在沃思堡的行列。

特工们禁止在执行任务的旅途中喝酒，因为“总统出差的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求执勤”，但这一规定被普遍忽略。

酒窖没有酒牌，但是酒主免费提供了果汁和谷物酒精，他们将酒藏在了酒吧后面。

特工们在凌晨2:45到凌​​晨5点之间返回他们的旅馆，白天的换班时间是从上午8点开始。几个小时后，当他们开车穿过达拉斯时，通常会在总统身边骑行的特工却在他身后开车跟着。

第一夫人近身警卫的负责人克林特·希尔（Clint Hill）坐在跟随车上，而不是象平常在夫人身边。他似乎是唯一听到过第一枪并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特工，看到总统“举手向喉咙的两侧伸出来”。

“我知道我应该在那辆车的后座上！”希尔想。莱昂尼格写道，他的身体本可以阻止刺客获得清晰的射击，并指出其他特工听到了射击，但最初对来源和目标感到困惑。

驾驶员比尔·格里尔（Bill Greer）开始以为是前面的摩托车发动机的回火声，并本能地放慢了速度，无意中使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接下来的两次射击中更容易击中目标，第三枪击中了总统头部的右侧。据说奥斯瓦尔德是受苏联政府之命执行暗杀的枪手。

在随后的混乱中，震惊肯尼迪夫人的杰基·（Jackie Kennedy）“将躯干和右臂伸到汽车后备箱上。”她伸出手去取回发亮的黑色金属行李箱盖上的东西--她丈夫的大脑和头骨的一小部分。”第一夫人一直抓着它，直到她把它交给外科医生。

希尔立即“将第一夫人压回到座位上，将他的身体摊开在敞篷车的后部，以保护这对夫妇。”

在枪击事件发生期间及之后的几分分裂且痛苦的几秒钟中，许多特工英勇地表现着，冲向他们的受保护者，无私地将身体覆盖在他们的身上，以防止、转移甚至承受针对总统的可能袭击。

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没能保护好总统而感到内疚。

莱昂尼格写道：“在他扑上行驶中的汽车之后，希尔最终被几代特勤人员视为英雄”。

但是，在那场噩梦般的旅程中坐飞机回家时，他“被内疚的不安感折磨了，这种感觉困扰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如果我坐在汽车的后部，我或许能在第三枪枪响之前就能接近总统。”他想，“如果我能快一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