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吴亦凡案与中国特色女权主义 中共打压下的韧性

8月5日，据《美国之音》报道，吴亦凡涉嫌性侵案一波三折，现在以吴被刑事拘留并接受调查告一段落。吴亦凡案的这一结局被许多观察家认为是中国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一个迹象。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依然受到中共当局从各方面给予的竭力打压。

拥有加拿大国籍的吴亦凡是所谓的顶流，即拥有网络顶级流量，拥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吴亦凡在中国混得可谓顺风顺水，一度赞助商众多，是许多家外国著名消费品品牌包括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在中国的代言人。吴亦凡一度还拥有中国共产党旗下的官方媒体的赞誉，说他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杰出代表，虽拥有外国国籍但依然爱中国。

然而，一夜之间，吴亦凡的命运发生大反转，他成为阶下囚。中国官方媒体纷纷大报特报他因涉嫌性侵妇女被刑事拘留，并声言他虽然是拥有外国国籍，但在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逍遥法外。

但就在几个星期前，中国警方还发表看似对他相当有利的情况通报，对他一度的粉丝、现在的性侵指控者都美竹的指控轻描淡写，并声言她指控吴亦凡明显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网络知名度。

就在中国网民、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哀叹中国还是一个标准的男权社会，有权有势的男人可以为所欲为任意侵害妇女之际，吴亦凡被刑拘的消息突然传来，中国网络上一片欢呼，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女权主义获得的一次大胜利。

然而，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研究者吕频发表文章指出，吴亦凡案件出现如此反转固然可喜，但这种反转并不是中国的制度发生了有利于女权的转变，而是至今以男权占压倒优势的国家权力对吴亦凡事件的态度发生了任意的转变。

吕频是中共当局2018年封杀的《女权之声》平台的创始主编。她现在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攻读妇女亚研究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在吴亦凡被刑事拘留之后，她发表题为《吴亦凡事件之胜利与米兔》的文章，讨论了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米兔（源自英语Me too，即受性侵的女性公开发声讨公道）运动与吴亦凡事件的关联，以及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

吕频写道：“庆祝这一刻和预期光明前景毫无关系。许多受害者仍然没有声音，很多账号继续在消失，女权还是‘反动势力’，恐惧被注入人们心中，让人变得扭曲。女权社群也不是什么乌托邦，内部的问题也导致了许多痛苦和迷茫。空间越来越小，可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少。最近无数次我心中问：我们的运动能怎么走下去；我看不清未来。吴亦凡倒下并不能带来这个问题的答案。”

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看不清未来，无法预测未来的另一面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多很多活力的。只不过在中国社会活动变得非常艰难，但中国社会的活力并没有死亡。” 中国社会活力的一个证明是，女权主义思想意识在当局围追堵截多方打压之下依然在不断普及，展示了令人欣喜的坚韧性。

在吕频看来，吴亦凡事件之所以有今天人们看到的反转跟女权主义的观念和语言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中国的扩散和发展有明显的关联或因果关系。几年前吴亦凡也受到类似的来自女性的指控，说他利用其财力和影响力、以娱乐事业发展为诱饵性侵女性，但那些指控最后都不了了之，指控者还常常被许多中国人嘲讽为试图跟名人碰瓷并以此获利。

但这一次都美竹以女权主义的语言对吴亦凡发出指控，在当今中国社会大众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她的指控仍是受到“试图碰瓷获利”之类的嘲笑。吕频认为，都美竹之所以获得了这种令官方不得不有所忌惮的同情和支持，这显然是跟女权主义的观念在大众当中的普及率跟几年前相比大为提升有关；现在中国有了更多的人意识到，男性利用权力、影响力、财力侵害女性是错误和犯罪。

在谈到女权主义在中国尽管从一开始直到现在受到全方位的打压但仍在继续发展时，吕频说，人们不应当把中国政府“想象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操控一切，那也是把政府想得太高明了。”

中共从掌权的第一天起以掌控社会方方面面为其基本的统治模式。因此，不受中共掌控或操控的女权主义运动同中国的其他异议运动一样从一开始就受到当局的强力打压。但在其他异议运动被打压得销声匿迹或近乎销声匿迹之际，女权运动尽管还没有能进入社会主流却在中国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吕频的解释是：“女权主义运动还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女权主义运动是非政治性的。女权运动针对的就是女性在生活里面遇到歧视或不平等的问题，如性骚扰或暴力这样的问题。女权运动希望女性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不管是由什么人管理这个国家，女性不要遭遇这样的问题，希望女性能有生活安全，有生活的自由选择，得到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机会。这是女权主义的诉求。”

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吕频的记录。吕频表达的是她的个人观点。

金哲问：吴亦凡被抓捕，中国大部分网民一片欢呼，到处都在抛洒红包，到处都在抽奖。你好像对这种欢呼欢庆有些不以为然。但我猜想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你的不以为然。你可以再扼要说一下你为什么感觉不以为然吗？

吕频答：这当然是一个胜利，当然是一个好事。我们认为吴亦凡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一次通告其实就证明了都美竹说的基本都是真的。都美竹一开始指控他的时候并没有提供证据，只是提供了一些叙述。都美竹的叙述是不是可靠，这只能是每个人自由心证了。

北京市公安局发的第一次通告对都美竹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好的，批评她（指控吴亦凡）的动机是想红之类。但那个通告在客观上印证了都美竹所提供的很多叙述情节，佐证了都美竹指控的真实性。另外还有很多其他女性都在网上发贴，旁证吴亦凡慌称提供工作机会，并利用他的明星光环，试图跟女性建立亲密关系。他的行为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是非常成问题的。既然他被抓了，我们当然要庆贺，这是他应得的。

问：毫无疑问，吴亦凡涉嫌性侵案之所以在北京公安局机关做出明显偏袒他的公告之后，在许多人认为他显然势力很大、这一次很可能再度有惊无险挺过舆论风暴之后出现反转，是因为中国网民的舆论力量。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同时，作为一个研究女权主义、重点是研究中国的女权主义问题和研究政治的人，你对这种舆论力量有什么看法？假如有人表示担心说，这种舆论力量可能未必是好事，因为在中国能够方便操控舆论、操控群众、操控民愤的势力或集团不问可知，最后倒霉或受损的还是公众，你对这种担心要说什么？

答：我可以肯定女权主义的舆论力量不是政府可以操控的。女权主义批评吴亦凡的舆论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吴亦凡的指控是很多年轻的女性自发的发声，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印证的。在她们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女性对她们表示支持。

女权主义的舆论是政府从来都不欢迎的。从2018年米兔运动开始，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女权主义的舆论都是被打压的。很多关于性骚扰的指控都是被删除的，很多人被禁言，或是在线下被骚扰。女权主义是一种异议的声音，我觉得政府假如可以选择的话，它一定是选择不要这样的声音。

假如我们的声音跟政府没有任何瓜葛，我们为什么要自我检查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会处理吴亦凡，政府也不会承认是因为我们女权主义的声音有影响才处理了吴亦凡。这是政府的忌讳，他不会给我们这个credit （应得的声誉）。我们不知道政府之所以要处理吴亦凡是因为吴亦凡因为别的原因得罪了政府，或什么其他的原因，或者吴亦凡就是咎由应得。这些我们并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用于猜测。

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二次通告，披露的信息少得可怜，我们都不知道吴亦凡被认为是强奸的对象到底是谁，是不是都美竹也不知道。可能都美竹知道，但我们不知道。都美竹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也没有再出来说话。

我们不能因为吴亦凡是政府欢迎的人或政府不欢迎的人，或他跟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停止追究他。政府假如能操控舆论的话，政府唯一会操控的舆论就是反对我们。而政府其实也一直在这么做。政府说女权主义是境外反动势力，是别有用心，是扰乱社会。他们对我们是有很多攻击的。

吴亦凡案与中国的舆论环境

问：在当今中国，一方面没有舆论的压力，当局可能对许多触目惊心的案件不管不问；另一方面，舆论又很容易被当局操控。这几天我一直在跟一个来自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讨论问题。我们的讨论结论是，吴亦凡案件显然也是中共当局舆论操控的结果，也是就是中共当局网开一面准许公众就吴亦凡案件发声；吴亦凡算是倒霉，后台不够强硬；他要是后台强硬，中共完全可以立即杀灭对他不利的声音，就像当局先前杀灭网民“非议”红黄蓝幼儿园涉嫌性侵幼儿的声音一样。

有观察家已经在说中国当局正在操控舆论，正在利用吴亦凡案收割民族主义的好处，在高调宣传吴亦凡是加拿大人，必须受制于中国的法律，名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你如何评估中国当局在女权问题上的舆论操控？或者说，你认为中国当局在女权问题或议题上的舆论操控给中国的女权主义带来一种什么挑战？

答：政府为什么处理吴亦凡，有些问题我们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放在无法证实和无法证伪的位置上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会过度猜测。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就是，政府不可能诬陷吴亦凡，不可能是吴亦凡没有强奸但北京市公安局在诬陷他。现在唯一的问题，假如吴亦凡确实有强奸行为，只是政府是否会做出有力的处理，或做出不太得力的处理。

我们不能把这件事完全理解为舆论之战。这里面还是得看事实，这就是吴亦凡到底是不是强奸。假如吴亦凡没有强奸的事实，我们强大的政府也不可能通过牺牲吴亦凡来满足女权主义者的要求，这不可能也没必要。这样也是高估了女权主义的舆论。

这个事会之所以令人惊讶就是因为政府完全可以不调查吴亦凡。政府不调查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今天的中国政府确实是很强，我们要想问责是很困难的。既然它处理了，这起码就表明一个事实，吴亦凡确实是做了这个事，确实有强奸的行为。如果政府有非法行为，那肯定是倾向于保护他，而不是倾向于迫害他或诬陷他。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得不出要担心舆论力量的结论来。要说操控舆论，这种事情都是存在的，但是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我们的声音可能会被操控，我们就不发声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不正是政府想要的吗？我们还是应当说出我们想说的话，这不应当是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力量”这个词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暗示，好像凡是中国人的发声都是一种无知无觉的，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国人的发声都是被摆布的。其实不是这样，起码中国女权主义群体在讲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力量不是被操控的。

中国政府非常强大，可以监控一切。假如舆论的走向对它不利，它会打压；假如舆论的走向过火了，它也可能会实行一种平衡。它总是要把舆论的走向引流到、收编到它自己的议程当中。这个事情政府总是在做的。

比如说，吴亦凡被捕了，现在很多的官方或准官方的代言人就在赞美中国的法治。其实中国现行的法制在性侵害的领域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案子来宣扬政府是多么清明，女权主义者不需要做什么事情，青天大老爷就会替你们来做主，青天大老爷会替大家掌控一切。

还有一种（政府操控或散布的）舆论是，这是一个娱乐圈名人失德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整治一下娱乐圈了。这就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一个不守规矩的问题，变成要对娱乐圈和娱乐圈名人，以及名人的炒作进行控制的借口。打压明星和名人以往也是做过的。虽然吴亦凡是个加拿大人，而且他也唱红歌，但政府现在到了这种地步，哪怕你再爱国，只要你的影响力大，它也要控制你。它不希望任何人有过大的影响力。

政府总是这样的。它要不断的劫持、收编、改写你的议程。我们本来是要争取权利，它把这个事情变成了不是权利的问题。这种情况从来都有，以前有，以后也会有。这里的重点是，不能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不发声了；要看我们今天在发声的人有多少智慧，能够去把握这种形势，能够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当局要把这件事收编入它的议程，删除了那么多社交媒体帐号，转移了很多矛盾。这是让很多人感到很失望，觉得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觉得作为公民，作为发声者，对自己对别人都要宽容。不要对自己对别人太苛刻。要善于看到自己和别人发声的成就和胜利，允许自己和别人去庆祝。否则在这么压抑的环境里，永远都看不到胜利、永远不允许庆贺胜利的话，你就没法再继续下去。

实际上这也是政府操作的一部分。政府为什么不承认我们的功绩呢？政府抓了吴亦凡绝对不会说这是女权主义发声的结果。既然政府不申明我们的功绩，我们就要自己申明我们的功绩。这个事情是我们做的，而且做得很好，这个事情很重要。

美国与中国的米兔的相似和差异

问：女权也是人权，米兔（Me too，被性侵犯/骚扰者挺身而出讨公道）运动、人权运动在美国，在中国都成为话题。你研究女权运动，关心中国的女权，现在人又在美国。请问，在你看来，美国的米兔和中国的米兔有什么重大的相似之处？有什么重大的差别？

答：美国的米兔我不是特别了解。但中国的米兔和美国的米兔兴起时的社会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的米兔是在美国建立了反对性骚扰的法律制度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美国米兔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法律制度没能约束一些特别有权力的人，比如像（美国电影业界著名制片人）韦恩斯坦那样的人。

那样的人好象可以不受法律的管制，因为他有特权，他可以操控，可以在他的行业里为所欲为。美国的米兔可以说是对美国的反性侵害的法律制度不足的一个揭露和弥补的努力。美国的米兔过去几年在很大程度促进了美国法律制度的改善，而且使那些曾经逍遥法外的人、有特权的人付出了代价，这是美国的米兔。

中国的米兔不一样，中国现在虽然什么法律都有，但实际上假如你遭受了性侵害，你想维权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走刑事还是民事诉讼的途径，或者是寻求行政的处理都非常困难。中国现在就没有这个法律制度。中国的米兔就是在基本没有法律保障的环境下开始的。

另外，米兔在中国没有一个透明的权力治理机制。比如说政府处理了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公告，没有解释。某一个人为什么被抓了，大家都不清楚，很多案件都是暗箱操作。如果政府不给你办案，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制度就让你没办法去问责。而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自由的可以在线上或线下公民活动的空间。

重复一下，中国的问题一是没有基本的法律制度，没有透明的问责机制，二也没有自由的线上线下的公民活动空间。因此中国的米兔就是在一个比美国的米兔艰难得多的环境下兴起的。中国米兔运动跟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环境有极大的关系。比如说吴亦凡案件所暴露出来的利用社交、工作机会、饭局酒局，进行性骚扰性侵犯，这在中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

中国的很多行业工作和社交都要求女性在这些场合给有权力的男性提供性和情感的价值，这就是性骚扰发生的起源。这已经成了中国的文化特色，因为中国的很多行业都是这样运转的。这非常畸形。

还有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对女性贞操观的一种强求，认为女性不能轻易跟人发生性关系，否则就是失贞，就要受到谴责。东方的贞操观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根深蒂固的。我这只是举两个例子，中国的反性骚扰回应的是中国特色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中产生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是个父权的社会，政府替我们作一切的主。你就算是处理跟社会其他个体的矛盾，也非常缺乏自己的空间。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中国的互联网也给发声造成的极大的损耗，因为你发什么东西都可能被删除。你想把你的声音发出来，第一门槛很高，第二你要付出非常多的劳动。另外，还因为你去发贴会遭受各种各样的骚扰和威胁。

中国的米兔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参与米兔的主体是很多无名的年轻女性。美国的米兔里面是有很多名人支持的。最初在米兔里站出来提出指控的有很多明星，很多有名的人。中国的米兔当初站出来的当事人和支持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这些人她们是一个群体，她们全都是受了高等教育，住在城市里。她们很年轻，有自己的想法，她们要追求自己独立和自由的生活。

她们的声音不是困在原生家庭父权的环境里。她们原来在这个父权的社会里是没有发言权的，是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一群人。这些人是中国米兔的主力，她们没有资源，几乎没有公益机构提供支持的基础，非常受打压，主流媒体也不报道她们。在互联网上还有各式各样的攻击、抹黑、删除，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仍然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帮助、呼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就是中国的米兔，跟美国的很不一样。

女权主义在中国缘何还有发声空间

问：我注意到掌控中国舆论全局的中国共产党当局虽然对中国的女权运动采取了种种压制、打压措施，但截至目前中共当局还是给女权主义的言论留出了相当多的空间。例如，我刚刚看到社交网站知乎上有这样的话：“（中国的女权运动）面对一个占据绝对优势的对手，除了分化离间，拉拢收买，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句话好厉害。我在这里的问题是：你觉得这句话说得是否靠谱？或者说，是基本靠谱还是基本不靠谱？

答：首先，我们今天看到的女权运动完全是在野的，是民间自发的声音，是很多年轻人一起发出来的声音。它之所以还有一些空间，而很多的其它声音没有空间，是因为女权运动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运动。它只是针对它的特定的问题，不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问题，它也不是要针对我们的政府或反对我们的政府。这都不是女权主义的目标，这也不是女权主义的议程。

女权运动针对的就是女性在生活里面遇到歧视或不平等的问题，如性骚扰或暴力这样的问题。女权运动希望女性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不管是由什么人管理这个国家，女性不要遭遇这样的问题，希望女性能有生活安全，有生活的自由选择，得到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机会。这是女权主义的诉求。

女权主义运动还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女权主义运动是非政治性的。非政治性并不是女权义主刻意回避，而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么多人参加女权运动，不是因为想搞政治，是因为我不希望在我的生活当中被这样对待，我希望我有更好的生活，我是基于对我自己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别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的理解才加入女权主义运动的，这是女权运动之所以存在空间的原因，也是女权运动的事实。正是因为它是这样的运动，所以有很多很多人来参与。

你说它有空间，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是非政治性的。另外就是在这个非政治性的空间里面它可以联接起很多人。如果你只是这种非政治性不一定能保证你能发展，还是需要很多人跟你有共鸣。中国还有很多其它的主张并没有很多的支持者。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提出了问题，但女权是没有耐心的。没有耐心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们需要尽快的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希望明天就能改善社会环境，我就应当获得这样的明天。关键是这个国家能不能给予我们。假如这个国家不能给予，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女性虽然只是关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问题，但女性是从她们的角度在批判这个社会结构的，她们认为这个社会是需要被改造的，认为这个社会是父权的，不能平等对待女性，这是有问题的，是应该被改变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一个异议的集体的声音。所以它也不可避免的要被打压、被审查的。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觉察到她们的生活里充满了不安全、不自由，没有平等机会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是应当改变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这样的意识，加入进来，她们的声音越来越尖锐的时候，由此而来的对峙也越来越明显。

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我很感兴趣，但是我没有答案。我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来提出这样的答案。保持这种对未来的不可知很重要。只要我们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就说明我们还有机会。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等待和观察这个过程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会加入进来，女权运动会变得更强大。

这个运动不是单一的运动，这里面本身也是什么人都有。这个运动是开放的，没有审核，谁都可以加入，谁都可以自称我是其中的一员，谁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至于她所理解的女权主义和别人理解的女权主义是不是一样，这是没有任何人能管理和约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女权主义运动里面有有爱国的人，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人想利用女权主义，跟政府搞投机，通过向政府输诚，向党输诚，把女权主义变成投机的资本，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另外，也有人觉得这个社会的改变看不到前景，就觉得是不是还是只能在这个体制的约束下、规范下来做女权的活动，于是就不得不被动地或主动地强调对党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的肯定，这都是有可能的。粉红的、爱国的，或同时使用两种标签的女权主义者当然存在，这都是事实。不管她们是主动投机的，还是被动地为了维护女权的存在，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也是一个现实。

其实在女权的领域里面，这种事情是发生的最少和最晚的。因为女权这个行业非常的边缘，这里面没有利益。你看中国的大学老师，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任何一个商业的行业，有多少人，有多少所谓的精英今天都在高喊爱国，都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和自由的批评立场。这样的人太多了。我觉得女权主义之所以比所有的领域都更清白，是因为女权的机制是一个争取权利的机制，本身在这个机制里没多少利益。

如何看所谓的极端女权主义问题

问：还是来自知乎的一种言论：“可惜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女权主义者被胜利冲昏了头，她们真以为自己足够强大了，开始向原本的（男性）同盟军拔刀，甚至试图恢复母系社会”。这话显然是针对所谓的极端女权主义者说的。请问，你对所谓的仇视男性的极端女权主义有什么评论？或者说，你对所谓的极端女权主义这种提法/说法有什么评论？

答：首先，我很少看到这种同盟军。如果是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而女权主义兴起也没多久，男性掌控权力已经很久了，如果这些人真是同情女权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早点解决问题？他们要是把他们的能量拿出来一点，在女权兴起之前可能就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了，可惜没有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同盟军的说法是可以质疑的。

而中国的女权也没有要试图恢复母系社会。这是一种很荒谬的指控，或说是一种想像。但要说女权主义是仇视男性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那么在女权当中是不是有仇视男性的？是不是有一般的仇视男性的女权主义？这个当然是有，这个我不否认，而且可能还越来越多，这是事实。

有些女权主义者她们是厌男的，就是一般性的仇视男性的。她们是跟男人切割的，她们是按性别站队的。她们认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所有男人都是不可信的，他们在立场上也是跟女性对立的，是不可能协作的。我觉得这是个事实。

我觉得在现在的语境下，评论她们并不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没有权力，她们不是拥有权力的人。那些因为她们的遭遇而愤愤不平的人，她们以感性的方式表达她们的意见，我觉得她们不需要被问责。问责的对象应当是拥有权力的人，而不是那些因为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压迫，有一些感性的想法需要发泄的人。

如果我们问责的矛头指向这些人，那就是打压。如果我们要求那些被压迫的人，没有得到权力平等对待的人说话还要非常政治正确，这就是打压。真正说话应该不犯错误，而且说话不给别人带去伤害的人，那应该是有权力的人，不是这些（女权主义的）人。这些人她们发泄，我觉得她们没有义务去检查她们的言论，因为她们的言论本身也没有什么伤害。

另外，她们的言论也是有她们的基础。她们是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面，这社会里，有获利的人，有受害的人。女权主义所不满的是男性的红利，即只要你出生是男人，你可以什么也不做就能得到好处。

比如说，如果你结婚了有一个孩子，这个社会就默认这个孩子就要随你姓，其实你根本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抚育和照顾。这就是红利，只因为你是一个男人就能得到的红利。你有这样的红利，你跟父权结构不能脱离关系，你就是可以被责问、被考问的。

所以说，所谓的女权主义同盟军这种说法是很无力的。如果你是拥有特权和红利的同盟军，那你怎么能够声称我们是一起的呢？这都是有问题的。

提出这些说法的人其实还是反对女权主义，只是换了一个说法来反对。他们的意思是，看呐，女权主义做得这么不对，我本来是可以支持你们的，现在我不支持你们了。这些人的心态是，我的支持是一种恩赐；假如你对我的态度不好，没有把我哄得高兴，我就把我的支持态度收回来。

女权主义对这种态度早就没有耐心了，女权运动靠的是女性自己，要靠自己看能不能走下去。我觉得男人应当考虑的是，当女权运动靠自己发出足够多的声音时，男人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男人不是要被争取的对象，而是男人要自己选择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