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镇压新疆给海外维吾尔人造成的心理创伤 恐惧抑郁随行

11月8日，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在得知兄弟、叔叔和两个表亲在老家相继去世之前，穆斯塔法·阿克苏就已经陷入抑郁。

他的老家在新疆，政府在那里对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镇压，特别是像穆斯塔法家人这样的维吾尔人。这些镇压包括惩罚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所以当时在美国读研究生的穆斯塔法不想冒险联系家人了解详细情况。

他在学校很难集中注意力。他被失眠困扰。能睡着的时候，也经常会从噩梦中大喊着醒来——梦见警察追捕他的家人并砸门，梦见恐惧和躲藏。

在朋友的鼓励下，穆斯塔法在2018年做了一件越来越多维吾尔人在做的事情，即使外界仍对这件事存在文化成见：他联系了一名心理治疗师。

“我一直很情绪化，总是在哭，”35岁的穆斯塔法说。“我真的觉得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他说，他的叔叔一直患病，但他仍然不知道他的兄弟和表亲是怎么死的。

自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新疆的镇压力度，四年多以来，海外的维吾尔人开始努力应对他们的创伤。为了提供帮助，一个由社区领袖、专业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的日益壮大的联盟已经出现，以应对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全球倡导主任路易莎·格雷夫所谓的“慢动作危机”。

她说：“这是每天笼罩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头上的痛苦阴云。”

在美国，维吾尔健康倡议建立了一个小型心理治疗师网络，与社区无偿合作。在比利时，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为女性组织网络培训，带领培训的咨询师曾为波斯尼亚种族灭绝幸存者提供服务。在德国，一组心理健康专家与社区领袖合作，调整政府资源以适应维吾尔人的需求。

“有些人在情绪上麻木自己，或者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努尔古尔·萨乌特说，她一直在为自己的维吾尔同胞组织团体治疗。“与其让创伤将我们埋葬，我们想要使其重生，把它变成更有意义的东西。”

中国当局决心消除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已将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人关押在拘禁营和监狱中。他们将该地区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派居民到工厂工作，加强对穆斯林女性的节育措施，并将儿童安置在寄宿学校。

非正式调查显示，许多海外维吾尔人因此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创伤、抑郁或焦虑。新冠疫情及其导致的封锁更是雪上加霜。

纽约的维吾尔族医学研究员梅米特·伊明发现，他在2018年和2019年进行的调查中，许多受访者表示失眠、工作效率降低和情绪激动。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曾有过自杀念头。

“情况非常明显，”伊明博士说。

幸存者的内疚让本应欢乐的时刻——比如在婚礼上跳舞或庆祝生日——变得了无生趣。

对于研究生穆斯塔法来说，在餐馆或风景名胜，内疚感最为强烈。他说，去见心理治疗师是有帮助的，不光是处理内疚感，还有悲伤和噩梦。他学会了一些技巧以更好地照顾自己，比如多休息。他说他已诊断出抑郁症。

“我真的希望更多的人借此机会去看心理治疗师，”穆斯塔法说。他现在为维吾尔人权项目工作，也参与了维吾尔健康倡议。“因为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在承受痛苦。”

据估计，约有100万维吾尔人生活在中国境外，其中许多人不能自由地与老家亲人联系。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监控力度，惩罚有海外关系的人。即使是现在，许多散居海外的维族人也不知道亲人的下落，是在拘禁营还是在监狱，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米尔扎提·塔希尔的妻子米合哈伊·米曾索夫说，他在2017年被送进拘禁营，原因是他曾在土耳其为中国游客做过短期导游。她说，她曾“无数次”考虑如何让人们认识到她丈夫的困境。

但27岁的澳大利亚公民米曾索夫听说过其他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的故事，他们的亲属曾被拘留或监禁，有时长达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公开发言的维吾尔人称，他们收到来自亲属甚至中国当局的直接信息，让他们停止行动，或者回去。

所以她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有一天，她从一个联系人那里得知，她的丈夫被正式逮捕，并因分裂国家的罪名被判处25年徒刑。从那以后，米曾索夫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会见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并向中国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她的丈夫。

 “虽然我很害怕，但我想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除了我，就没人能为我丈夫说话了，”米曾索夫在墨尔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道，她目前和父母住在那里。她说，由于压力过大，她的头发开始脱落，失去食欲。此外，持续的焦虑使她无法继续护士的工作。

“我现在真的很难处理所有的事情，很难应对所有的情绪和不确定的事情，”她说。“最重要的是，很明显，我想念我丈夫，想和他在一起过正常的生活，但然后我想，‘我还能再拥有那样的生活吗？’”

心理健康倡议的组织者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们看到了海外的维吾尔人的积极回应，即便是谨慎的回应。他们说，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克服对心理治疗的文化偏见，这在维吾尔族和许多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

语言障碍也是一个问题。受过专业训练并且会讲维吾尔语的心理健康咨询师相对较少。其他挑战更多是行政方面的，比如在美国很难找到保险范围内的心理健康护理。

一些已经克服了障碍的人，比如马木提江·阿卜都日衣木说，在一段极度孤立的时期，心理治疗提供了他急需的有组织的沟通来源。43岁的马木提江一直生活在国外，但几乎每天都和在新疆的家人视频聊天，直到2017年妻子被拘留。当时她带着孩子们回家补办护照。后来马木提江的母亲建议他，为了大家的安全，不要再打电话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只是偶尔通过朋友们发来的模糊照片瞥见他的两个孩子。起初，他试图靠自己来处理日益加剧的焦虑，后来决定接受专业帮助。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让我知道如何表达我的内心感受，”他说。

事实上，咨询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布鲁塞尔的维吾尔活动人士买买提明·阿拉说，自从镇压开始以来，他发现自己在最黑暗的时刻常常求助于诗歌——维吾尔文化的命脉——以此寻求慰藉。

他特别引用了帕尔哈特·图尔松的《挽歌》中的一段诗句。据报道，这位维吾尔著名作家于2018年被中国当局拘捕。

我高兴地喝下毒药，以为那是美酒

当他们在街上找不到我消失的身影

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吗。

诗歌由约书亚·L·弗里曼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