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菌比枪炮更令人恐惧 新冠的影响史可能才刚刚开始

来源：立平观察

本文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的作者是贾雷德·戴蒙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这是一本有着重要影响的书，以至于有人认为，那本畅销的《人类简史》，其中绝大部分的理论就是从这本书里来的。

这本书旨在从一种更宽广的视野中来理解人类社会不平等问题。据作者自己说，写作此书的念头来自他的朋友，一个新几内亚人，新几内亚的一位政治家。在一次聊天的时候，这位朋友讲了他的一个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问：欧洲人的文明与新几内亚人的文明存在很大差异，为什么新几内亚人的文明落后这么多？换句话来说，为什么是新几内亚落后于欧洲而不是欧洲落后于新几内亚？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引起戴蒙德的深思：

许多白人移民公开蔑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是“原始人”。在新几内亚人的白人”主子”（他们直到1972年还被这样称呼）中，甚至是最无能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也运远高于新几内亚人，甚至高于像耶利这样的极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当时考问我那样考问过许多白人，而我也曾考问过许多新几内亚人。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几内亚人通常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耶利想必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地瞥了我一眼，问我道，”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正像耶利所体会的那样，这是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的，在普通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类似的差异同样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区别了开来。这些巨大的差异必定具有人们可能认为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     然而，耶利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当时就回答不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意见不一：大多数人甚至不再问这样的问题了。在耶利和我进行那次谈话后的许多年里，我研究并用文字说明了关于人类进化、历史和语言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在25年后撰写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耶利的问题作出回答。  

这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由来以及所要面对的问题。

拐点始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这个问题引起戴蒙德教授的兴趣，为了寻找真正的答案，他开始到处搜集信息。与此同时，他将这个问题扩展为：来自欧亚大陆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欧洲和东亚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和权力。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着杀害、征服或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

梳理历史的线索，戴蒙德发现，这里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由此开始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占领了南美洲，英国人和法国人战领了北美洲。而其后几百年世界格局的框架，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为了揭开这个谜团，戴蒙德描述了1532年11月16日作为征服者的西班牙人与作为被征服者的土着的印加帝国那场多少有点诡异的接触与冲突：

阿塔瓦尔帕是新大陆最大、最先进国家的专制君主，而皮萨罗则代表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也叫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皮萨罗率领一群由168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当地的居民毫无了解，与距离最近的西班牙人（在北面1000英里的巴拿马）完全失去了联系，也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的增援。阿塔瓦尔帕身处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帝国的中心，他的不久前在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战中取得胜利的8万之众的军队团团护卫着他。尽管如此，在这两位领导人见面后不到几分钟，皮萨罗就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皮萨罗接着把他的俘虏关押了8个月，同时勒索历史上最高的一笔赎金以换取释放他的承诺。这笔赎金是黄金，足够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的房间。但在赎金交付后，皮萨罗却违背自己的诺言，把阿塔瓦尔帕处死了。

我说有点诡异，直接的原因就是双方力量的对比。其实，在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曾经多次发生：几百人的西班牙军队，打败了数万人的印加帝国或阿兹特克帝国大军。戴蒙德写道：

在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从卡哈马卡向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进军期间．有过4次这样的战役，它们发生在豪哈、比尔卡苏阿曼、比尔卡康加和库斯科。参加这4个战役的西班牙骑兵分别只有80人、30人、110人和40人，而每次所要对付的敌人或则数以千计，或则数以万计。在结果都是没有悬念的，是少数的西班牙人战胜了土着。麦克尼尔在《病毒与人》一书中也曾经描述过类似的情形：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随从，竟然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

如此诡异的事情为什么会不止一次地发生？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那些因素是什么？

与枪炮和钢铁平起平坐的病菌

戴蒙德所描述的阿塔瓦尔帕的被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阿塔瓦尔帕被印加人尊奉为太阳神，对他的臣民行使着绝对的权威。阿塔瓦尔帕被俘并最终被处死，使得庞大的印加帝国军队迅速失去战斗力，西班牙人对土着人的征服变得更加轻而易举。

其次，如戴蒙德所说，”俘获阿塔瓦尔帕之所以引起我们的特别兴趣，是因为导致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因素，基本上也就是决定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移民与土着民族之间许多冲突的结果的那些因素。因此，阿塔瓦尔帕的被俘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史的宽阔的窗口”。 

那决定移民与土着冲突结果的因素是什么呢？

戴蒙德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挑选出来三项在16世纪前先进文明所拥有而落后文明所没有的事物，这就是枪炮、病菌和钢铁。那么，为什么这三样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尤其是，病菌这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东西何以能够与枪炮和钢铁平起平坐？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那两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枪炮，作为一种高效率的杀伤性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必说了。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钢铁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卡哈马卡的冲突中，西班牙人虽然没怎么使用枪炮，但他们装备的钢铁制造的盔甲、钢剑，却可以在一分钟内杀死十几个印加人。而印加士兵所装备的石斧、木棍和弓箭，根本不能穿透西班牙盔甲，因此西班牙士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他们。后来的战役中他们使用了火器，这优势就更大了。而印加军队对西班牙人的几次胜利，基本上都是在狭窄的山路上用大石块砸出来的。印加人以及其他的美洲土着更害怕的是西班牙战马，在空旷的战场上，面对西班牙重骑兵冲锋，他们总是不知所措。实战中，20名西班牙骑兵的集体冲锋的杀伤力足以打垮1万名印加士兵（曾宝俊《《枪炮、病菌与钢铁》解读》）。

那病菌呢？戴蒙德指出，从驯养的动物那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美和太平洋诸岛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麦克尼尔在分析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带领的600人征服几百万人的阿兹特克帝国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个因素：个中缘由，就是同西班牙人一同到来的，还有天花等病毒，缺乏对旧大陆病毒抵抗力的印第安人在感染病毒后，迅速死亡。这就是天花。”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斯特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个晚上，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证明，病毒的大规模的传染，对印第安人的文明产生了极大破坏作用，正是由于病毒的大范围传播，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相继被摧毁。有人认为，在哥伦布登陆美洲后的一百多年内，95%的印第安人口死于天花、伤寒、流感等欧洲流行病。

历史的分野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16世纪，枪炮、病菌和钢铁成为形塑世界格局的三个基本要素。然而，这三个要素的形成，以及不同地区、不同种群在这三个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则是经历了极为漫长时间的演化和积累。 

高晓松在介绍《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时候，讲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木制乐器，比如像各种琴，尤其是小提琴，基本都是用17世纪的木头制成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处在一个小冰期，木头长得很慢，而木头长得越慢，其密度就越大，质量就越好。

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是气候变化的周期性以及对人类历史和生活的重要影响。这就是小冰期的概念。按学术界的说法，小冰期的周期大约为1200-1800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竺可桢曾经对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做过研究，发现中国近5000年来，就有四次温暖期和四次寒冷期交替出现。而前面说的适合做乐器的木头的生长就是在第四寒冷期，即公元1300年以后，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代。据专家估计，那时候的温度比现代大约要低1-2℃。有人认为，这个1-2℃，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能明朝的灭亡都与此有关。

这不是玄学。有人研究发现：明朝末年，陕、甘地区干旱不断，整个明末时期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其中陕西地区最为严重，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被迫起义。同时北方的游牧名族也开始不断的南下侵扰。造成这两者同时发生的原因，正是16世纪发生的那场后来被史学界称为”明清小冰期”的那场小冰期。不仅如此，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一位研究树木年轮学的研究员，甚至发现，秦灭亡之前，那段时间大树都长得不好。由此推断，秦亡和气候不好导致的粮食短缺和大饥荒有极大关系，而秦朝也恰恰是处在一个小冰期。

为什么要插入这么一段呢？这与戴蒙德教授研究的思路有关。前面说，戴蒙德是生理学教授，但他的研究主要在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的领域。在他的框架中，要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殊，起作用的是更为重要的大冰期。一个大冰期的时段约为10万年。他认为，正是在上一次大冰期结束后一直到今天这1300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发展成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仅仅发展成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仍然保留着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就是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逐步积累和奠定基础的，到16世纪的时候，积累的成果凸显了出来。

气候，以及与气候相联系的运气

戴蒙德认为，直到大约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大冰期结束时，各个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分殊是发生在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虽然澳大利亚土着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地区，己逐步地发展起农业、畜牧、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其中，欧亚大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发展得更早。在这当中，既有地理环境差异的因素，也有运气的或偶然的因素。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戴蒙德将大量篇幅用来分析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农业和畜牧业在不同地区的演化路径，以及这种发展对冶金等技术发展的影响。概括地说，欧亚大陆，特别是新月地带的气候条件、物产种类，使当地早早出现了农业生产，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粮食剩余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分工，从而为技术的进步、文明的萌发创造了条件。这样，欧亚大陆的文明对其他大陆的文明，累积了足够的优势。

上述的道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戴蒙德对动物驯养与病菌关系的论述。如前所述，病菌在西班牙人与美洲土着的冲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为什么同样的病菌对美洲土着是致命的，而对西班牙人就毫发无伤呢？戴蒙德认为，这是由于不同地区驯养动物的经历不同。

我们知道，许多细菌、病毒都是来自于动物。麻疹、肺结核、天花来自牛；流感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狗……等等。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养殖牲畜和家禽的种类越多，规模越大，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感染流行病。而反过来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能产生相应的抗体。其结果就是，欧亚大陆的居民体内抗体最多，免疫力最强，非洲人次之，美洲人体内抗体最少，免疫力最差。这样一来，病菌这个看起来不起眼，在历史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因素，在关键的时刻，有时就起到了决定胜负的作用。这是为很多历史学家所忽视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