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003 - 李达

李达（1890—1966年）出生于湖南永州。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仍然坚守马列主义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003 - 李达】
李达（1890—1966年）出生于湖南永州。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代书记。https://t.co/nhCO7w3pts pic.twitter.com/20QwELsnne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May 3, 2022

1961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李达来到庐山休养。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见面。上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同时毛泽东也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这一次毛泽东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之后，又建议他“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忘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接受任务后，李达雷厉风行：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毕业生中物色两位优秀者做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随后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该校是全国最早建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高校。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学者和政客之间的蜜月总是非常短暂的。很快就发生了关于“顶峰论“的意见分歧：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而大唱“顶峰论”的赞歌。说什么：“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还有一位领导人特地撰写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人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不可能阻止那个时代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宣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给予严厉批评，他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死板？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倒能够出成绩？”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不满。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毛泽东未置可否。在杭州会议上，又有人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并请示可否对其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个人再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毛泽东来了个‘顺水推舟’，轻描淡写地说：“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掀起高潮。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某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补充”，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个人。

从此，李达陷入了无休止的批斗中。最先被“勒令”停止写作，交待自己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的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掐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走。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艺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高校中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3日，武汉大学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媒体连续发表长篇累牍的“批判揭露”文章。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越来越升级、越来越野蛮。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性格倔强的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但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则更大，每一次批斗对其人身和精神的摧残也最重。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他无奈地叹息道：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到了这个时候，仍然念念不忘那个‘毛主席’，是固执，还是愚忠？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使李达身心备受摧残。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每况愈下。妻子石曼华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何其愚也！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那个“润之”的杰作啊！】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李达的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毫无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一无所知。3天后，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精神为之一振，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强支病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只有19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第二天，李达小心翼翼地用信封把信牢牢封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尽快将这封信送毛泽东。

李达哪里知道，他心目中的‘大救星’已经离开武汉了。幻想不能改变他的病情。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厉害，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时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遭到拒绝。

到了最后，也许是有造反派中某些人“良心”发现，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无法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

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本文摘自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的胡显中主编的《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