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选择不婚 社会有多害怕？生育应该是种权力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燕京书评

女性的生育能力本应是一种权力：它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生理机制，在原始社会中受到崇拜。但男权社会通过种种架构让它成为“义务”。通过非常态化不具有母性的女人，抹除生育的神奇和独特；又通过浪漫化“新生命的诞生”（将生育的主语从女性身体置换成孩子自身，从此，孩子变成“神”的恩赐，而不是母体的创造），制造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回报，而逃避现实的和物质的支持。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房租稳定’一词，也比‘嫁给我吧’更加让人心潮澎湃，它蕴含着更多可能性，暗示着一种成年人的生活。”

 传统社会中，女性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输送给男性社会，嫁人、生子，完成她对男人、家庭、孩子、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的义务。但工作，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走出流水线传输带的机会：一旦女性不再需要男性的经济支持，她就可以保持单身，从而脱离传统女性的被制定好的人生轨迹。

“女性想去工作”这件事却引发了许多人的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批判。人们把社会问题怪罪在想外出工作的女性身上。有人说：“我们正见证着这个国家一点点走向崩溃的边缘，而这都归咎于单身母亲。”

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中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段漫长的女性争取工作的过程，以及男权社会提出的种种反对女性工作的理由。

但为什么要把女性留在家庭中？谁因此受益？传统社会又是依靠什么方式来将女性与家庭绑定？社会需要女性，但却不承认女性的价值，而是用话语、污名、甚至是法律实现对女性的束缚。如果一个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对某个群体的剥削之上，那争取自由的行为引发传统社会的解体，也未必是坏事。

为了阻止女性保持单身、追求理想，他们曾提出什么理由？

女性总是被提醒，一个理想的人生应该精确地被划分阶段：要在三十岁之前结婚，三十五岁之前一定要生孩子。年纪大了就会失去性吸引力，婚恋“市场”上的“优质”男性会被挑光了，还会影响生育，懊悔终生。年轻漂亮的女性永远在婚恋市场上有更大的优势，三十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是“大龄剩女”。

不过，随着性别议题的进展，女性正在越来越多地发问：为什么男性可以被认为越来越有韵味，而大龄单身女性则被称为“剩女”？——这个社会，有多少话语是被创造出来，用来“规范”或束缚女性的？

单身女性被塑造为“没人要”的。一个朋友对作者提到他向妻子求婚的原因：“你不会让那样的商品一直放在货架上。”

单身女性被塑造成“自私”的。特雷西.麦克米伦（Tracie McMillan）2012年所著的《为何你迟迟未婚》中写道：“你只关心你的大腿、你的衣服、你的法令纹。你只关心你的事业……”这些被称为是“不健康的自我关注行为”。言外之意，单身女性没有把能量花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上，而更多地关注自身，这就是自私。“一个真心想爱和值得被爱的女人，就应该愿意以伴侣为先。”

单身生活被塑造为“寂寞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单身女性的心境：“她害怕夜晚静临，害怕黑夜笼罩城市，害怕各家温暖的厨房里亮起灯火。”但人们总是过多关注单身女子的“寂寞”，而鲜少呈现婚后女性的寂寞。这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有多少不快乐的母亲将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有多少人生长在一个无爱、但又无法分离的家庭中的。“当你躺在理应是你最亲近的人身边，却只感觉不被理解、不被重视、没有心意相通时，那反而是你最孤独的时候。”一名主妇整天待在方寸之间的家里，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家务，社交只限于与邻居主妇闲话家常时，她作为一个人的情感、追求与梦想，有人关注吗？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女性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衰老。许多人害怕被叫作“阿姨”，因为这个对中年女性的称呼似乎描述着一种无所事事、不修边幅、好管闲事的不讨喜的女性形象。长久以来，这是被大众媒介呈现的唯一一种中年女性的形象。

工作有时是对主妇的救赎。书中记录一位主妇：“回归了工作以后，她身上发生的变化就像昼夜一样分明。她很忙，但她再也不用每星期擦三次地板了。她开始好好打扮自己，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表。”

一些人认为不去工作，靠男性养是让人羡慕的“女性特权”。“我养你啊”好像是一句浪漫的告白。但任何一个体验过“被别人养”与“被自己养”的区别的人都知道，看似轻松的主妇生活实际的重量。书中写道：“每买一件东西，她都要慎重地考虑权衡，失去金钱的自主权让萨拉的内心备受煎熬。”身为主妇的母亲上一次为自己花钱是什么时候呢？

历史上，女性争取工作权利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最初，女性主义不得不声称工作有利于女性在家庭中保持平静和愉悦。为了尽量减轻男性的“不安”，她们在争取工作权利的同时宣扬女性不爱男人或孩子是可怕的激进——工作不会使女性背离家庭。

但反对的声音却说：“女性工作可能形成‘母系社会结构’，挑战父权制社会，从而‘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继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很多需要脑力或体力的工作。同时，能够和男性干得一样好的女性则再次迎来社会上的污名。1853年《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写道：“那些不男不女、总是渴慕成为女中豪杰、绝不肯输给男人的人，她们不配做一个女儿、母亲和妻子，因为合格的女儿、母亲和妻子需要有默默奉献的精神。”

这句话非常匪夷所思，它把做母亲或妻子置于与男人一样工作的行为之上，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是不是认为这个社会中女人比男人的贡献更大。如果母亲与妻子对家庭的默默奉献比让她们外出工作更重要，那为什么社会给予那些工作着的人更多的回报？

女性的工作能力到底能不能与男人比肩？能不能说女子不如男？这是个迷。因为“企图”做得和男人一样好的女人不仅不能被男性群体接纳，还会被“踢出”女性范畴。

女性的呼声很难改变既存社会，但社会的需要可以。当社会劳动力出现匮乏时，当男人因为战争离开家庭时，女性就要作为“替补”，撑起半边社会。书中写道，18世纪，由于男性西迁，东部女性结婚率下降，这时，出现一种论调：“单身是福风潮”，告诉女性即使单身，她们仍可以照顾病弱和老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中小学扩招，对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增加。“由于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天生适合养于儿童，她们自然而然填补了这些空缺。”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又启用女性从事护理行业。二战时期，男性去打仗，女性证明了她们也能让生产高速运转。

但女性又往往被“用后即弃”，社会上的用工机会缩减时，女性就又会被要求“回到家里”。

在20世纪的女性解放之后，女性在学校受教育成了社会惯例，但50年代又兴盛起“回归家庭”的潮流：无论在哪个名校接受教育，无论有多强的天赋，在毕业前还没有嫁出去的人生是失败的。1960年，在巴纳德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四学生都在毕业前订了婚。“女人一旦到了结婚和生育的年龄，这个真相便会显现：她们精心打造和修护的自我身份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为丈夫和子女牺牲这所有的一切”。

才华、智力、梦想，纷纷成了让一个女孩更有吸引力的附加属性、一种得到如意郎君的筹码。在没有足够分量的“女性解放”之后，女性迎来的只能是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必须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从朴素持家到“上得厅堂进得厨房”，既要美艳又要顾家，既得能为丈夫增光添彩又不能成为“红颜祸水”。

如果女性没有足够的付费能力，如果女性创业者面向女性的的产品不能得到足够的利润——也就是说，如果女性未能把握社会和经济的命脉，那么一切文化上的性别解放最终都会使男性成为受益者。

直到现代，事业仍常常被放在婚姻的反面。我们知道，事业有成的女性常常会被问：“你怎么平衡事业与家庭”，而男性几乎不会被这么问。

数据显示，婚姻帮助男性的事业，而损害女性的事业。“不论受过大学教育与否，男性结婚越早，挣的钱就越多。”“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他们的工资平均上涨了6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她们的工资会下降4%。”

“婚姻于男性而言意味着‘获得了家庭生活，对他的工作事业是一种帮助，而非障碍。’”

男性找不到配偶，往往会怪罪女性彩礼、要房和车的“拜金”行为。男性对“贫穷的人找不到老婆”的抱怨也侧面说明，男性不想保持单身，男性要求社会支持他脱离单身——也就是说，婚姻在整体上对男性是有利的。

人们可能争辩说，现代女性已经有了同时得到家庭和工作二者的自由，它们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没必要宣扬为了事业保持单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对大多数男性来说，他们愿意选择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孩，还是一个比他们更聪明、更有进取心、更忙碌的女性呢？

如果不影响事业和追求，谁不渴望爱情呢？书中几乎所有女性运动领袖都终身未婚，包括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罗斯.施奈德曼、社会活动家莉莉安.瓦尔德等。英国护士的先驱、统计学家南丁格尔多次拒绝求婚，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躲避结婚。新闻摄影师霍莉曾因“对工作的忠诚”，吓跑了许多求爱者。她说，“对很多男人来讲，强大的女性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单身不仅仅是女性要向社会争取的权利，也可能是女性为了自由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女性仍义无反顾地选择支付这样的代价。“即使女性只能做一些辛苦却不讨好的工作——比如在鹿特丹或伦敦这些城市里当服务生，她们还是‘可能更愿意保持单身，因为这起码可以为她们提供有保障和独立的生活。’”

女性获得更多权利会让社会变糟？**

19世纪的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这样写道：“让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如果有一天女人误解了女性天性赋予她们的低等工作，她们就会离开家庭，加入战斗，那一天便是社会革命的开始，一切维系家庭的神圣纽带都将消失殆尽。”

是什么样的人在担忧原有的社会发生变动？女性寻求权利和解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这将彻底毁坏我们的社会”的指责和质疑。

女性对人类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照料家庭，进行小型生产和修补，维持社会的稳定：预防单身汉犯罪等等。但女性的种种“贡献”却不被看作女性的价值，而是其“义务”——拒绝为男权社会提供这样的服务甚至一度被法律禁止。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批评单身女性“把首先要为建设人类文明所尽的基本义务扔到了一边”。男权社会亟需女性的“服务”，但绝不承认这对社会是重要的，相反，他们试图让女性相信，不提供这种服务，会让社会变糟，是自私、有罪的。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女性的生育功能。

罗斯福曾说：“如果一个种族的女性不再大量生育，那么这个种族将毫无价值。”

“别任性”播客中，嘉宾覃里雯指出，男性在神话中掠夺了女性的生育能力，比如上帝取出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男性试图把生育这样的“超能力”收为己有，用蹩脚的男神造人故事夺取属于女性的能力。

女性的生育能力本应是一种权力：它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生理机制，在原始社会中受到崇拜。但男权社会通过种种架构让它成为“义务”。通过非常态化不具有母性的女人，抹除生育的神奇和独特；又通过浪漫化“新生命的诞生”（将生育的主语从女性身体置换成孩子自身，从此，孩子变成“神”的恩赐，而不是母体的创造），制造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回报，而逃避现实的和物质的支持。

即便女性的生育如此重要，但通过让“权力”变为义务，社会可以使女性的身体独自承担生育的代价。前段时间高铁应不应该售卖卫生巾这一话题引起风波。它一方面表现出一些人坚决反对“单给”女性群体提供男性无法“享受”的“好处”：卫生巾只惠及女性群体，而对女性的补贴，就像是对男性不公平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它再次提醒我们，主流社会仍然认为，女性为了生育而必须忍受的种种生理不适，仍得女性自身去承担，社会无需对此给予帮助。

如果新生劳动力是社会资源，那政府难道不应该承担传统中“丈夫”的责任吗？

为了促使女性进入婚姻，长久以来，社会没有给予婚姻中的女性更多的保障，而是挤压女性保持单身生活的选择。17世纪，“向未曾婚配的单身女性赠予财产”是一件“罪恶之事”。还有法律规定“如果未婚女性在7年之内仍未结婚，其拥有的土地一律没收。”

直至现代，社会依然害怕给予女性过多的“福利”，因为这可能促使女性进一步觉醒。施拉夫利说：“他们只把钱发给女人，所以就没有男人的事了。”2012年反女权斗士菲丽斯.施拉夫利警告说：“女性会拿政府来取代丈夫”。本来女性需要丈夫养才能生存，现在女性可以工作了；本来女性需要丈夫保护才能走夜路，现在社会保障女性不受骚扰和伤害了。

“在美国建国之初……政府通过压制女性在经济上的发展，来保障男性的经济和职业前途：不给女性同等的经济和公民权益保护，是女性被迫依靠男性；将职业做性别划分，女性只能从事低报酬甚至无报酬的家政和幼教工作。将女性囿于家庭空间，进一步确保男性占领公共领域。”

没有女性在外出工作时想的是“我想要一份工作，目的是永不结婚”。但每当女性想追求更多自由、更好的生活时，家庭和生育就跳出来试图阻碍。是谁让女性的选择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让女性的单身成为政治问题？社会压缩单身女性的存在空间，让女性没得选，不得不进入婚姻。这非常诡异：如果婚姻不是对女性的剥削，又何必如此压缩女性的选择？

女权运动让我们反思，如果一个社会“正常”的运转是建立在对一个群体的压迫之上（如同古希腊的思想建立在奴隶的无偿劳动之上），那我们应该维护旧有的社会，还是建立新的秩序？女性的身体对社会和人类延续至关重要，那社会是否有权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管理甚至剥削之上？

另一方面，在女性运动的历史中，女性如此渴望被现代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工作。这其中是诸多因素的交织，但我们尤其应该思考这一问题：当我们谈工作对人的剥削和异化时，它是与性别问题对立的吗？如果女性从工作场所退场，男性的工作待遇就能变得更好吗？

由于社会并没有为女性设置任何出路，因此当女性决定反叛时，她们必须打破一切——打破社会分配给她们的身份，打破舒适的生活，打破家庭的温暖和保护，甚至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建构本身。种族、阶级等种种不平等、性取向歧视等，都是女权运动的敌人。女权联合一切社会边缘群体。因为没有退路，所以全面反叛，是女权运动或个人的女权主义实践的特色，这无疑可以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范例，一种值得借鉴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