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的原罪是觸及紅線 湖畔大學更名背後的斷尾求生　

5月17日，據總部在北京的《多維》報道，繼阿裏巴巴因違反壟斷法規遭遇182.28億元人民幣天價罰單之後，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壹手打造的湖畔大學也將成爲曆史。5月17日，杭州西湖浴鹄灣湖畔大學镌刻有校名的巨石，“湖畔大學”4個金字被工作人員用工具抹去，成爲輿論焦點。

【馬雲的原罪是觸及紅線 湖畔大學更名背後的斷尾求生　】
在官方眼中與轉移資本無異，不但沒有反哺國內的實體經濟，反而有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威脅到經濟安全，進而威脅政治安全。從這個角度講，馬雲重蹈了王健林的“覆輒”https://t.co/3Eon1oNChj pic.twitter.com/vjULZl8lPt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May 18, 2021

對此，湖畔大學方面回應：湖畔自創立之初，即是在中國民政部門注冊的民辦非（企業）單位，不屬於學曆教育序列，爲了避免給外界造成誤解，現更名爲“浙江湖畔創業研學中心”，簡稱“湖畔創研中心”。

“馬雲曾經說過：阿裏巴巴要活102歲，湖畔大學要辦300年！但現在湖畔大學‘死了’，阿裏巴巴還能活多久呢？”有微博網民如此寫道。英國《金融時報》上個月曾報道，湖畔大學在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下，暫停招生計劃。顯而易見，欲將中國國內企業家聚攏在壹起的湖畔大學更名，無疑是馬雲的壹次“斷尾求生”和亡羊補牢。

“大學”之名難掩湖畔的本質

湖畔大學由馬雲、柳傳志、馮侖、郭廣昌、史玉柱、沈國軍、錢穎壹、蔡洪濱、邵曉鋒等9名企業家和著名學者等共同發起創辦，馬雲擔任首任校長。從2015年開始第壹期招生，第壹屆主要方向是互聯網方向的創業精英。數據顯示，湖畔大學創辦5年來壹共有 11,788 名學生報名，但最終隻錄取了 255 位學員，錄取率隻有 2.16%併且低於美國哈佛大學，因此稱爲“全球最難進入的學校”。

《金融時報》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校方已經暫停原定3月底開始的壹年級課程，目前尚不清楚新生入學報名何時進行，但爲現有學生開設的課程照常進行，學校也不會永久關閉。上述媒體指，壹些中國高級官員已經開始將這所學校視爲現代版的“東林學院”。商界大佬柳傳志此前曾撰文《爲湖畔大學正名》自辯，指中國社會有“壹股歪風”，將矛頭對準“民營企業家階層”，但顯然作用有限。

有觀點認爲，雖然湖畔大學打出“旨在培養擁有新商業文明時代企業家精神的‘新壹代企業家’”的旗號，但湖畔大學（Hupan Universit）的本質是商界精英俱樂部。這壹點從湖畔大學的入學要求就可以窺知。在挑選學員方面，除了設置了“3年創業經驗、30名以上員工、納稅3年，併擁有3,000萬人民幣營業額”的基本門檻，湖畔大學還要求報名者必須有3位推薦人，其中至少壹位指定推薦人（湖畔大學校董、保薦人及曆屆學員）。

“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後，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2017年3月18日，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楊曉渡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表態言猶在耳。湖畔大學的命運其實早已注定，馬雲的選擇是必然，因爲中國政府（任何壹個政府）不會讓“培養新壹代企業家”的擔子，落到個人或者某個機構肩上。某種意義上講，湖畔大學的更名是馬雲的“斷尾求生”，更是壹種亡羊補牢，但不知是否“未爲晚矣”。

事實上，湖畔大學的校址，就在2014年整治會所歪風行動中轉型的私人會所江南會。江南會是馬雲發起投資建造的壹所會所，建築於2006年，被稱爲杭州最最高檔而低調的壹家會所。設計師是中國現代詩人艾青的兒子、著名異見人士艾未未。

高調不是原罪，觸及紅線才是

普遍認爲，中國前首富馬雲現今的遭遇，肇始於他在外灘金融峰會口無遮攔。2020年10月24日，馬雲在外灘金融峰會上大肆批評了監管機關，指出這些規定都是不必要的，會讓科技創新倒退，聲稱“（中國的問題）不是金融係統性風險，而是缺乏金融生態係統的風險”。顯然，壹向以親近政府著稱的馬雲，沒有理解到中央高層對於金融風險的憂慮，更沒有意識到螞蟻金融模式自身的問題。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螞蟻集團首次公開募股之前，壹項中國中央政府的調查中發現，螞蟻的招股說明書中遮掩了該公司股權結構的復雜性，這背後隱藏着壹群中國權貴政治群體。而螞蟻集團的IPO會造成大量的巨富，拉大了貧富差距，是中共近些年所反對的造富模式，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政策導向。

多維新聞此前曾指出，更令中國金融監管機構擔憂的是螞蟻集團的商業模式。該集團已經爲約五億人提供貸款，但它卻不必遵循中國嚴格的金融市場與資本規定，反倒由國有銀行提供大部分的資金併承擔風險。這之中蘊藏着巨大的金融風險，觸及了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的安全紅線——化解整個國民經濟的係統性金融風險，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首要的政治議題，後者被列爲中共"叁大攻堅戰"之首。

馬雲的遭遇，與同爲中國前首富、曾經同樣高調的王健林，如出壹輒。2017年，王健林開始遭遇生平最大的危機，其掌控的萬達集團開始就遭遇中國監管部門的審查，根源在於萬達在中國國內銀行舉債6,000多億人民幣的規模，以高達70%的負債率瘋狂在海外併購，無序擴張，大肆收購各種酒店、體育、影視等非有利於國家發展的資產。

在中國官方看來，上述做法相當於從中國的資本市場挖出大量份額轉移到了海外，他們所謂的跨國投資，在官方眼中與轉移資本無異，不但沒有反哺國內的實體經濟，反而有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威脅到經濟安全，進而威脅政治安全。從這個角度講，馬雲重蹈了王健林的“覆輒”，觸及了中國政府的金融安全紅線。這才是他們真正意義上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