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爲掌權不惜代價 中共成最大威脅

6月15日，據《美國之音》報道，中國共產黨正大張旗鼓紀念建黨百週年，尤其在全球新冠大流行仍未結束之際，試圖顯示其實力不僅達到自己曆來最強，而且已步入替代美國成爲世界首強、重塑世界秩序的軌道。

【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爲掌權不惜代價 中共成最大威脅】
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是有證據和理由的。“大家很擔心壹個獨裁國家成爲世界主流，因爲中國現在不僅說它想改變規則，它更重大的做法是向世界證明中國模式的成功。”https://t.co/cb2k6JnWk6 pic.twitter.com/s6BE1SLZpP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June 16, 2021

中共能否如願以償尚不清楚，但它成爲美國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脅已是美國朝野共識。

今年3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外交政策演說中指出：“ 中國是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考驗。” 他還說，中國是“唯壹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係---對所有那些我們希望世界以這種方式運轉的規則、價值觀和關係構成重大挑戰的國家。”

壹個百年前由數十名信仰共產主義的激進青年建立起來的政黨，以及後來靠武裝奪權建立起來的國家，曆經過多次嚴重危機：大飢荒、文革、林彪出逃、粉碎四人幫、六四天安門事件，如今成爲壹個挑戰美國和現有國際秩序的世界大國。爲什麽？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爲，這是壹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沒有單壹答案。但他說，答案之壹正如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是爲確保中共執政要做“真男兒”。

“不管是毛、是鄧小平，還是習近平本人，都決心爲中共執掌政權不惜做任何事情，包括爲了執政做非常殘酷的事情。”黎安友說。

黎安友說，鄧小平時期中共找到了發展經濟的途徑，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重要部分。“毛之後，這個政權實現了經濟增長，建立了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們的生活相對改善了。大多數人感覺現在比過去好。”黎安友表示。

黎安友認爲，在後毛時代，美國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是答案的壹部分，“美國經濟向中國產品開放，允許技術轉讓，金融技術，工程以及其它東西，還有教育了成千上萬中國人。”

但他認爲，中國人民在其中發揮了更大作用。“我們始終應該讚揚中國人民的創造天賦。最終不是黨，也不是美國人，而是中國人民。”

中國經濟起飛 鄧小平有功還是有罪？

英國前駐香港外交官、銀行家蓋斯德（Roger Garside）說，“鄧小平復出後重新掌權，開啓了改革時代。改革時代發生了什麽？決心繼續執政的共產黨，認識到必須在共產主義原則上做出讓步，它必須放棄國家社會主義，放棄指令性經濟，它必須允許中國人民發揮自己的能量和創造性，……這就是中共爲保留政治控製權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在大約2008年，共產黨領導層停止了從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蓋斯德說。“爲什麽？因爲他們擔心這種過渡如果繼續下去，將會破壞他們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會破壞他們對中國政治製度的控製。”蓋斯德解釋。

“這種改革將不會再次啓動，除非進行政治體製改革。” 蓋斯德斷言。

不過，《北京之春》雜志榮譽主編胡平認爲，中國超快的經濟發展跟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對1989年民主運動的軍事鎮壓，即“六四屠殺”有關。

胡平認爲，“六四屠殺”同時也扼殺了80年代開始深化的中國經濟改革必然引發政治改革的進程，“黨內和民間民主力量遭壓製，使得中國私有化在缺少起碼的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情況下成爲權貴私有化、共產黨員私有化。”

因此胡平說，雖然它在道義上最爲無恥、惡劣，“但在經濟轉型上卻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

他引述清華大學教授秦晖的話，中國模式的特點“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爲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製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製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藐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英國前駐香港外交官蓋斯德也說，中共的道德危機“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製定的允許腐敗，有意爲之的戰略的產物。”

蓋斯德最近出版新書《中國政變：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還在加拿大《環球郵報》上發文《在中國政權更替不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Regime Change in China is not only possible, it is imperative）。

習近平強硬外交政策化友爲敵

蓋斯德認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行挑釁性對外政策，是中共成爲美國及現有國際秩序最大威脅的主要原因。

“習近平在其執政期間，將美國及其日本、歐洲盟友，從良性夥伴變成敵手，他通過奉行某些政策，某些戰略確保中國與日本、美國及其盟友發生衝突，這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獨立法律學者虞平認爲，很多國家認爲習近平試圖改變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價值觀，即人權、民主和個人自由等，“其實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壹直不斷在悄悄地挑戰也好、改變也好，或者是不斷地把自己的內容加進去也好，是壹直在這麽做。”虞平說。

虞平舉例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所代表的那些數目衆多但人權狀況不佳的國家，“它以生存權爲基本前提、以主權高於人權來抵抗和消除西方對這些國家人權侵犯的批評。甚至去改變對具體人權狀況的描述。”

虞平說，在經濟交往中，中國被指不遵守國際規則，特別在知識產權方面，利用國家權力扶持自己的企業，以形成國內國外的壟斷。

而在軍事方面，虞平指出，中國爲了爭取南中國海的利益，試圖把九段線變成國際標準，“自己作爲《海洋法》公約的簽約國卻拒絕接受《海洋法》規定的實際上強製仲裁的規定，中國其實在加入《海洋法》時對接受仲裁這壹條併沒有保留。這是對國際規則的壹種挑戰，或者說壹種破壞。”

虞平說，中國壓垮西方對中國還有幻想的最後壹根稻草就是香港問題。“在香港問題上中國是進退失據的。壹方面對外來的批評採取的立場是說《中英聯合聲明》是已經失效的文件，然後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香港公民予以保護又說是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它送給國際社會的信息是，它在利用上升空間產生的國際影響在逐漸地改變國際社會自二戰以來形成的以《聯合國憲章》、兩個人權公約，以及壹係列國際政府間組織的壹些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虞平說。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政策首席顧問餘茂春認爲，中共的壯大跟中共的機遇有很多關係。“外部世界對它有不少迷惑性認識，所以給予它很多機會。我經常講，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壹直說它代表中國人民，這樣很多希望中國人民強大起來、富裕起來的政府、國際機構，都沒劃清這兩者的關係，而給予它很多的機遇，這種機遇就是它能成長、壯大的壹個很重要因素。”

餘茂春認爲，中共可以強大的另壹個原因，“就是它對國家資源的壟斷，對老百姓的榨取，” 他認爲，如果在壹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中共不可能變得這麽強大。中共對國內的資源、對老百姓的生產勞動所獲進行全面的壓榨，這樣它當然可以變得很強大。”

中共百年謀略：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獨立學者高伐林告訴美國之音，“謀略”，是中共能生存、發展併壯大的真正超級法寶，對此人們研究得還不夠。

“無論是中共打江山還是坐江山，高明的政治謀略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很多緊要關頭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毛語錄中老叁段其中壹段就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高伐林說，中共常被批不講誠信、說話不算話、幹事無底線，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就是搞陰謀詭計。

高伐林將中共的陰謀詭計歸納爲兩大方面：“第壹是表裏不壹：說壹套，做壹套；第二是出爾反爾：翻手雲，覆手雨。”

高伐林舉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雖然明文規定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最高立法機關，還有政協，聲稱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統壹戰線組織”，看起來是跟西方的參衆兩院製度相似。

但高伐林說：“西方的政治謀略，是在這個製度框架之內合縱連橫、壯大自身、擊敗政敵；而中國的政治運作和決策是在人大和政協內的博弈嗎？完全不是。中國的政治運作和決策根本就甩開了人大、政協，是策劃於密室的黑箱作業，作出決定後有的交給人大、政協舉手、拍手，更多的根本就不經過人大、政協。”

高伐林說，中共司法係統、黨派和民間團體，“不管挂名壹把手是誰，真正實際操作的壹定是中共組織部按照黨委旨意派去掌舵的領導。這些機構要麽是聾子的耳朵純屬擺設，要麽是挂羊頭賣狗肉。撤掉這些組織壹點都不影響中共行使權力。那爲什麽要他們呢？就是爲了表面上跟國際接軌，爲了應付外界，更爲了應付民衆。”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高伐林從3月21日開始在推特上推出《黨史叁百則》，天天推壹條黨史。

他說，“共產國際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大約10多年間，派許多顧問手把手地向中共傳授列寧、托洛斯基、斯大林的理論和策略，激發了中共黨人吸收和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負面的部分，這給陰謀詭計賦予了正當性，用壹句話說就是：‘目標遠大，不擇手段’”。

“成也謀略、敗也謀略”

“這方面毛澤東是大師，現在的習近平跟毛相比段位差遠了。”高伐林說。“他（毛澤東）把《水浒》、《叁國演義》和《韓非子》、《孫子兵法》、《資治通鑑》等等廟堂和江湖的權術熔爲壹爐。”

“抗戰中毛澤東給在蘇聯讀中學的兩個兒子寄書，我看過那個書單子，大多數是武俠小說、曆史演義。這些也正是毛自己謀略的來源之壹，在毛那裏，手段沒什麽正當不正當之分，能達到目的就行。” 高伐林說。

習近平的謀略段位雖不及毛，但亦步亦趨學毛卻是事實。“2012、13年他（習近平）上位之後，爲什麽能迅速掌控局面？就是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民衆對貪官、對奸臣的痛恨，與他的盟友王岐山壹道，打起 ‘反腐敗’大旗，拿下週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這些前任和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貪官，還有幾百位副部、省部以上官員，民衆當然拍手叫好，但同僚噤若寒蟬，甚至元老也都啞口無言，誰的屁股上是幹淨的呢？”

高伐林說，毛習之間最大差別是，“毛的威勢是在同輩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他有帶領中共打下天下這樣的經曆打底，他不需要頭銜也能壹言九鼎，就像他退居二線什麽時候想回到壹線就是壹句話的事。”

而習近平是從縣、市基層官位上壹步步爬上來的，“他的政壇經曆直到他登上大位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頭上都有大佬罩着，都還得像小媳婦壹樣看元老的顔色。他的權勢，是他的職位賦予他的，所以他需要把十幾二十個小組組長的官帽都戴在自己頭上。”

“毛澤東往往後發製人，”高伐林舉例1957年的反右運動、1962年7千人大會，以及1966年文革，“因爲他有強大的勢，他玩得起這樣的把戲，”高伐林說。

但習剛好相反，“習近平往往是先發製人，他沒有毛那麽強大，他如果讓對方先出手，很可能就壹步被動，步步被動， ”高伐林舉例，“習上任之後，他多次批評‘曆史虛無主義’，在我看來這就是賊喊捉賊，他搶先這麽喊，實際就把壹切探尋真實曆史的聲音給封殺了。”

但高伐林說，從中共百年曆史看，“中共玩謀略，最後‘成也謀略，敗也謀略’”。他舉例林彪事件導緻毛晚年衆叛親離、孤獨終老，“因爲謀略都是在壹定範圍和條件下得逞的，超出了範圍就玩不轉。”

“習近平現在所處的時代科技日新月異，信息傳遞極快、封禁很難做到，”高伐林說。“內心真信習近平的人也不是沒有，但是會越來越少。”

有關中國是美國和世界秩序最大挑戰的辯論

對於國務卿布林肯 “ 中國是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考驗” ，以及中國是唯壹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係構成重大挑戰的國家的說法，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我認爲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高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力和前景”，今年7月1日就滿91歲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榮退教授孔傑榮說。

孔傑榮承認，中國已經是壹個超級大國，但它仍面臨多個嚴重問題：

“中國的人口正處於嚴重下降的開端，勞動力正在縮減，生育率數據下降，大量人口正在退休。這會造成養老金問題，造成勞工問題。”

“中國存在嚴重的資源問題。他們不能繼續建更多燃煤發電廠，仍然向世界承諾，他們將減少碳排放量。”

“妳會發現百姓的不滿，不僅僅是受壓製的西藏、新疆，以及現在的內蒙古和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而且妳看到百姓爲應對普遍任意統治做出的反應，百姓抗議大規模任意逮捕、神秘死亡、原因不明的侵犯人權行爲。”

“從現在開始的二十年，我認爲我們將會看到，由於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弱點，中國的實力相對於美國會較弱。” 這位畢生研究、幫助中國的退休教授說。“我們的國家面臨着嚴重的問題，但我們正處於激動人心奮鬥的開端，壹個出現大變的新時代，”他補充。

黎安友教授則認爲，說中國破壞世界秩序是壹種口號（rhetoric）。他認爲，中國的經濟體量終將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壹。

“但這會破壞現有的世界秩序嗎？” 他問道。“我認爲，從廣義上講，現有的世界秩序是中國喜歡的東西。聯合國、主權原則、自由貿易、全球投資和技術流動，都是中國喜歡的東西。”

“從我作爲學者的角度來看，世界秩序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會發生變化，中國希望對這些變化產生更大影響；但它不想重新開始併建立壹個完全不同的體係。” 黎安友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與其他大國的想法併沒有什麽不同，就是他們都希望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但獨立法律學者虞平表示，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是有證據和理由的。“大家很擔心壹個獨裁國家成爲世界主流，因爲中國現在不僅說它想改變規則，它更重大的做法是向世界證明中國模式的成功。”

“二戰後《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以及壹係列法律文件，包括近二、叁十年來在聯合國體係內創立的壹係列規則，都是二戰以來以民主自由法治爲前提的，”虞平說。“如果共產黨說，我做的壹套跟這都沒有關係，而且我還做得很成功，妳說這不是對現有體製的挑戰又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