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毒及社會歧視下掙紮的台灣性工作者與“酒店”業者

7月30日，據《BBC News》報道，“說實在的，我會離開台北也是因爲過去賺的錢，都給我爸賭光了，雖然他會幫我看小孩。但現在小孩比較大了，可以比較獨立了，我可以不用需要我爸，因爲這樣我永遠脫離不了這個行業，我感覺待在台北是個無底洞，來這裏是希望重新開始。但是因爲疫情爆發，我真的是沒辦法繼續……”

【在病毒及社會歧視下掙紮的台灣性工作者與“酒店”業者】
小呆瓜補充說：“說實在，進入這壹行的小姐背景很多都來自弱勢家庭，也有人是爲了還債才來工作的，大家都是混壹口飯吃，現在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慘。”https://t.co/Qgpmp5PRjX pic.twitter.com/gsbP3bmbP4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July 30, 2021

這是壹名在台灣從事情色按摩的性工作者阿紫（化名）對bbc中文的傾訴。

今年31歲，但阿紫進入這行已經10多年了。來自貧困單親家庭的阿紫說，國中剛畢業因爲家裏變故，父親離家工作，她跟妹妹在台北爲了吃飽肚子，16歲不到，壹腳踏進了性產業，到現在。

2020年初，爲了有新生活，阿紫跟朋友借了錢，來到台灣南部工作。她苦笑着向bbc中文說，與兒子相依爲命的她，計劃想要慢慢離開這行業，卻因爲疫情爆發，讓她處境更加艱困。

事實是，台灣自5月起爆發本土疫情，計有1萬多個確診病例，700多人病逝。雖然近期疫情逐漸緩解，但在近叁個月的“叁級警戒”到最近的放寬政策，台灣民生經濟遭受重擊。特別是服務業及餐飲業等，都因爲需要暫時關閉，或隻能提供外賣受創慘重，爆發“倒閉潮”。

其中，這成人娛樂場所（譬如有陪侍製度的酒店，舞廳或ktv，在台灣稱爲“八大”或“特種行業”）受到的衝擊最大。

就阿紫來說，在成人按摩店從事性交易，處境會更加邊緣。因爲，台灣性交易未合法化，許多性工作者被警察臨檢逮補，監禁，或繳不出保釋金，面臨牢獄之災的處境併不罕見。阿紫坦白說，“若本身還有吸食毒品案在身，被警方查緝後，會更加麻煩。”

這些在相關行業的工作的小姐及業者告訴bbc說，基本上，在行業中的女性許多都是未婚或離婚後的單親媽媽，常常是“上有老，下有小”，甚至兄弟姐妹的小孩都倚靠她們的收入。

也因此這場本土疫情爆發，她們說，長期的停業已令其無路可走。

“我沒有老本可以吃”

在南部某大城，阿紫說她從事“半套”（台灣用語，亦即口交或手淫）性交易。壹次交易約50分鍾，經酒店抽成後，她可以拿到800元新台幣（28美元；185元人民幣）。工作時間從20:00到翌日清晨，最多壹天能有五名客人交易，平均壹個月上班20天。最高的月收入約在8萬元新台幣左右。

但是，扣除兩母子的房租及生活費，加上需要清還債務，阿紫還在負債。她抱怨，麻煩的還有酒店嚴苛的扣錢製度，讓人吃不消。

“如果不是急診，臨時請假或缺席壹次，我們每次就要賠償公司6000塊。不像台北，可以說走就走，這裏我的押金還在那邊，走了拿不回來，還要還錢。”

“去年有次我真的發高燒，都在診所拍照給他們了，公司還是要我上班，都不怕我發高燒是不是有可能確診。”

儘管如此，阿紫說，在南部的新生活臨檢次數少，因此，比起在台北天天跟警察玩貓抓老鼠，提心吊膽的工作，在新城市情況單純多了，她也正慢慢計劃離開這行業。

然而，隨着本土疫情爆發，阿紫的計劃除了全數要重新開始，而且因爲無法工作，新煩惱接踵而至：這包含日日憂慮着房租，每日食物夠不夠喂飽小孩，甚至買不買得起衛生紙等清潔用品都是問題。

阿紫告訴bbc，還好有食物銀行的提供壹些食物，加上政府微薄的單親家庭補助（阿紫先拿到1.5萬元新台幣），可以先撐着。

“我有拿到兩筆加起來1萬多的政府補助，但妳問我現在是否在吃老本？我都欠債了，哪有什麽老本可以吃？”

阿紫向記者發來了她在排隊領救濟物資的照片。她說，看到好多人跟自己壹樣，都因爲疫情深受打擊，領食物的人龍好長。但當日稍晚，阿紫同時也傳來了“好消息”。阿紫說，透過當地裏長協助，她也找到壹個地方政府打工的機會，不無小補。

她說：“雖然疫情這樣，但我有小孩其實就滿足了。之前常常帶他去走很多地方玩或走走，像是把我小時候的家庭，從來沒擁有過的東西，可以跟着兒子經曆了壹次。”

“說實在，做我們這種工作的女性，對小孩的期望，隻希望他們人生可以快樂就好，不要像我們這樣就好。”

“我看不到隧道儘頭的光”

與阿紫相似，也是很年輕的時候就進入八大產業，希望化名爲“小呆瓜”的日式酒店老闆娓娓道來她的甘苦談。

“從這次疫情爆發開始到現在，大概已經兩個月了，我在林森北路工作這麽久，從來沒有看過這麽淒涼的畫面，真的就是死城，比sars（非典、薩斯）還慘澹，我們業者跟小姐已經快活不下去了，看不到希望。”

小呆瓜說，她今年40多歲，從20幾歲踏入這行業，在日殖時代便以“陪酒”林立出名的台北林森北路壹帶（又稱七條通商圈）打滾。到後來自己開店成爲老闆，轉眼間在這這裏已經工作了20多年，自己單親生下的女兒，也懷孕了。

女兒臨盆在即，即將成爲年輕祖母，小呆瓜稱，自此次本土疫情爆發後，她經營的日式小酒館，除了客人幾乎絕迹之外，她每個月8萬元新台幣的房租，讓她喘不過氣來。

“我向房東希望降店裏的租金，但他跟我說，我去年都幫過妳壹次了，今年爲何要再幫妳壹次？”小呆瓜在電話無奈地解釋。

她又強調，今年本土疫情爆發，對他們是緻命性的打擊。根據台灣官方統計，今年5月便有10多萬人失業，但這報告尚無法計算到那些“非典型”職業，譬如與性產業行業相關的人。

此外，由於此次台灣本土疫情爆發，源自於感染者到在台北市萬華情色“茶店”消費，造成群聚感染，後病毒進入社區。因此，台灣大衆將“性工作者”視爲此次疫情的代罪羔羊，敵意不小，加上該工作原本就壹直承受社會異樣眼光。

同樣在林森北路經營酒館，在該行業也輾轉進出20多年的好友席耶娜（siena）同意小呆瓜的說法。在電話中，席耶娜告訴bbc，在此次本土疫情爆發的險峻情勢下，收入及生活休戚與共的酒店老闆及小姐都落到貧窮線下。

“過去我們每個月的營業額大概是80萬左右，扣掉開銷，水電房租及人事成本，大概自己可以賺到10多萬，現在疫情下來，收入歸零。債務卻是倍數增加。”

這幾年來，席耶娜以資深酒店業者身份，壹直舉辦許多工作坊，上媒體節目，寫網志推動台灣社會暸解林森北路夜生活的曆史，寄來了林森北路現狀的照片，街頭不復以往燈紅酒綠的繁榮，夜晚形同鬼市，令她十分感歎。

席耶娜特別向記者說，政府雖然有纾困金或纾困貸款，但後者是與銀行合作，後者隻會借錢給“信用良好”個人。但是，據她幾十年來觀察，多數進入這行業的姐妹，許多人本身就背債或因爲過去婚姻欠下的債，“哪有可能通過銀行貸款的信用審核”。

小呆瓜補充說：“說實在，進入這壹行的小姐背景很多都來自弱勢家庭，也有人是爲了還債才來工作的，大家都是混壹口飯吃，現在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慘。”

彼此協助

不過，也許是多年來看到行業中的姐妹爲生活所苦，有壹些台北的酒店從事人員，去年剛成立了台灣首個“台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希望有工會可以壹步壹步保障相關從業人員的工作權益。今年台灣本土疫情爆發，工會除了協助會員向政府申請手續繁復的補助之外，她們也壹起募集善心人士給予的物資及補助金發給會員：“現況是許多人連吃飯都有問題，因此彼此協助真的很重要”席耶娜說。

譬如，在林森北路“陪侍”酒店工作，同時也是工會幹部的黃蛹及張川（經要求化名）向bbc說，除了物資之外，他們也向外募款，希望將善款給予需要幫助的人。兩人都未滿30歲，分別來自台灣兩城市，各自因爲不同的理由進進出出酒店工作好幾年了。

她們告訴記者，雖然比起許多年長或弱勢的酒店小姐或性工作者，自己比較有空間去談判，但是酒店裏面仍存在壹些剝削問題，譬如當與酒店小姐合作的“經紀人”，剝削他們的工作時數或薪資，以及如何處理性侵賠償及法律等問題，長期以來不被重視，因此工會的成立除了需要可以協助從業人員解決問題之外，也開設許多講座，分享及教育從業人員如何維護自身權益。

張川則告訴bbc，之前有傳出有酒店小姐被客人性侵，但因爲該小姐不是“紅牌”，投訴就不被經紀人或酒店嚴肅處理，讓她十分不平。

張川批評說：“在酒店工作，已經是壹個高度被客人及酒店本身‘審核價值高低’的處境，沒想到連性侵，也會有‘誰遭遇的性侵比較重要’等‘價值高低’的評斷。”也因此，她希望在此情況下，工會的介入，是壹個保障自己權益的起點。

黃蛹則解釋，曾有壹位酒店小姐與丈夫離婚後，子女的監護權歸於前夫，後來，前夫家庭又因經濟困難，將子女交給女方家庭撫養，但不願意將子女監護權交於女方。因此，在台灣現有的育兒補助下，儘管女方已獨立照顧子女近多年，仍因爲法令規定無法請領育兒補助。

黃蛹說：“目前入會的會員有70以上，去年協助纾困近70位，今年還沒有做確切的人數統計，但物資箱已經送出超過百箱，工會從募款，給了150位的從業者津貼。”

兩人都同意，目前經媒體披露的都還隻是冰山壹角，許許多多從業人士遇到的困境，在不夠彈性的纾困政策規定下，台灣延燒的本土疫情，深深打擊這些在政策及法律關照得到的邊緣女性。

台灣疫情雖然已經趨緩，但借着這次疫情，許多問題都被凸顯。除了疫情管發生的台北市特權疫苗事件，在重症醫療資源是否不夠，導緻長者確診後死亡率高等等，這起疫情也將台灣貧富差距以及對於性工作汙名化的議題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