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評論文章:
川普(Donald Trump)的出現,是病入膏肓的美國自我拯救的壹次撥亂反正,是百年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文化戰爭”的壹個高潮。川普連任失利,但左派不可能消滅支持川普的七千四百多萬選民(美國曆史上尋求連任的總統獲得的最高票數)的信仰和觀念秩序。
【如果妳相信尊重常識就會認同川普 “川普主義”方興未艾】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September 15, 2021
川普的出現,是病入膏肓的美國自我拯救的壹次撥亂反正,是百年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文化戰爭”的壹個高潮。川普連任失利,但左派不可能消滅支持川普的7400多萬選民(美國曆史上尋求連任的總統獲得的最高票數)的信仰。https://t.co/JTX2RR11pN pic.twitter.com/uPykGKOLfE
在黑暗的最深處,容易見到光
川普雖然離開了白宮,但“川普主義”方興未艾,未來還將以某種方式捲土重來。
作爲“川普主義”誕生之地和基督教文明最後壹道防線的美國,當然不乏討論和研究“川普主義”的著述。有趣的是,在美國之外,最深刻的“川普主義”論述卻在華語圈,尤其是處於習近平版本的共產極權暴政之下的中國本土。
《美國秩序:保守主義華人眼中的川普主義》壹書,收錄了多位中國知識人對川普現象和川普主義的觀察、分析及展望,在美國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對此壹議題如此透徹和全面的論述。
即便在英語文化圈內部,在早已習慣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溫室,及全面世俗化和去基督教化的“五眼聯盟”的其他四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新西蘭(它們與美國的觀念秩序較爲接近),也很難找到類似論述,更不用說自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以來,就與英美路徑分道揚镳的歐陸了。
有趣的是,在資訊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香港、台灣、新加坡,此類論述和此類保守主義知識人偏偏處於缺席狀態。
本書中,劉軍寧、叢日雲、高全喜、王建勳等中國體製內外的學者對川普主義的論述,比起美國第壹流保守主義學者的論述來毫不遜色。與之相比,站在其對立面、與他們壹樣具有政治哲學和法學背景的“反川”公知,如賀衛方、張雪忠、張千帆等人的論述,則明顯相形見绌。
“擁川”與“反川”,形成當下中國廣義的“自由主義”(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與之對立的是“新左派”,跟西方語境下的等同於左派的“自由主義”的含義完全不同)陣營內部最大的壹次分裂。這種分裂是好事,在“共識”早已成爲自欺欺人的謊言的今天,這種分裂帶來的是與美國保守主義價值息息相通的“中國保守主義”知識群體浮出水面——原有的“自由主義”的定義已不足以涵蓋他們的主要立場。
爲什麽在中國出現了壹股對川普主義具有“同情的理解”和“熱忱的認同”的思潮?其實很容易理解:在黑暗的最深處,反倒容易見到光,如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說,“更亮的光啊,我們替較小的光讚頌您。”
中國人“苦秦久矣”,深知左派的危害——無論是中共的左,還是西方左派的左。這壹現象,如同十多年前東歐知識分子對美國反恐戰爭的支持。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反恐戰爭當然有其內在的病竈,但當時東歐知識分子不願加入西方左派的反美大合唱。
而西歐反美主義高漲,反戰者和反美者甚至將矛頭,指向不願批評美國或認同美國的另壹群歐洲人——尤其是爲美國辯護的東歐知識分子如哈維爾(Václav Havel)、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人。德國《日報》的社論家宣稱他們從此便是“叛徒”——就隻差沒有宣布取消他們的“歐洲籍”了。在作出此類論斷之前,以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爲代表的傲慢自大的西歐知識分子不願傾聽東邊“窮親戚”的心聲。
對此,德國評論家揚・羅斯(Jan Ross)感歎說:“這個洲的東邊是有話要對西邊說的,誰要是拒絕聽,倒黴的就是他自己。那些在伊拉克戰爭爭議中跟美國站在壹邊的國家,絕不能壹概視之爲機會主義——像捷克的哈維爾就絕不會是那樣的人。記憶猶新的獨裁經驗更加激發了對抗專製的決心。說到現狀,‘核心歐洲’的人民愛之甚深,今天他們也正是爲此而不惜與美國翻臉,但在東歐,現在卻還是擺脫不掉半個世紀以來的壓迫記憶。壹九八九年所留下的遺產是自由的,也是追求某些新東西的希望。壹個拒絕這份遺產的歐洲將會變成化石,終將空留遺恨。”(注1)
爲什麽要跟美國站在壹起?波蘭共產時代的異見知識分子領袖米奇尼克,誠懇地解釋說:反對海珊(Saddam Hussein)的戰爭是正義的,這種正義與波蘭反對希特勒,或是芬蘭反對斯大林的戰爭性質是壹樣的。“讓人道規則在國際關係中消失是對專政的壹種包容,也是對在伊拉克、朝鮮、利比亞和古巴的專政體製所犯罪孽的沉默態度。”
東歐知識分子從九壹壹事件中汲取的教訓是:“就像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ti)謀殺案揭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本性,如果莫斯科大清洗向世界展示了究竟什麽是斯大林體製,好比水晶之夜向世人揭露了希特勒納粹主義的本質是什麽,當我看著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大廈倒下時,我明白了世界又重新面臨專政的挑戰。暴力、狂熱和謊言向民主價值提出了挑戰。”(注2)顯然,這也是如今不少中國知識人和民衆支持川普及川普主義的重要原因。
摒棄身份政治,回到價值原點
“反川”陣營加諸於川普身上的壹大罪名是:製造分裂、分裂美國。左派還將川普妖魔化爲希特勒式的種族主義者。這種說法是顛倒了因果——製造分裂、分裂美國的種族主義者,不是川普,而是左派,尤其是奧巴馬(Barack Obama)和拜登(Joe Biden)。奧巴馬治國無能,玩弄“政治正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殺手锏卻是壹把好手。
是奧巴馬,而不是川普,將憲法之下“我們都有同壹個夢想”的美國,變成四分五裂的美國:以族裔而論,不僅黑白截然二分,就連亞裔也要搞“細分法案”——“亞裔細分”不是要民主黨照顧作爲“少數族裔中的少數族裔”和“模範少數族裔”的亞裔,而是要在亞裔學生入學上作出進壹步限製,是爲對亞裔的“逆向種族歧視”。
以性別而論,不單單是男女二分、女性解放,更是凸顯憲法中併不存在的同性戀者和變性人的權利,進而炮製出數十種“自我認定”的性別來。
以經濟地位而論,則是富人和窮人的階級對立。以來到美國的時間先後而論,則是新移民與老移民的對立(隻有印第安人才是原住民)。
於是,美國變得跟內戰中的敘利亞壹樣支離破碎——敘利亞是壹個在二戰之後根據現代“民族發明學”製造出來的國家,但在內戰之前,至少絕大多數民衆認同自己是“敘利亞人”;在內戰之後,“敘利亞人”的身份認同灰飛煙滅,人們根據種族和宗教信仰而認爲自己是什葉派、遜尼派、阿拉維人、德魯茲派、基督徒或世俗主義者,併且彼此敵對和仇視。這就是左派竭力造就的美國的未來嗎?
操弄身份政治,左派隱藏的目標隻有壹個——去掉美國憲法和憲法背後的聖經。
左派的生命哲學,壹言以蔽之,就是仇恨。他們知道,如柯克(Russell Kirk)所說,美國秩序的根基是聖經,所以聖經是他們最仇恨的目標。壹切關於身份的討論,最後都將回到價值原點。“文化戰爭”或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在最深處就是不可調和的價值和信仰之爭。
所以,當大部分越南裔、古巴裔和相當壹部分華裔社群支持川普時,《紐約時報》等左派媒體就像當初西歐知識分子辱罵東歐知識分子壹樣,辱罵這些少數族裔是“叛徒”。就連保守的南方非裔美國人社群投票給川普,也會招緻白左菁英的冷嘲熱諷。這個時候,左派媒體再也不假裝他們尊重少數族裔的選擇了,再也不怕暴露出“種族歧視”的真面目了。
移民問題的實質,就是價值和信仰問題。如果新移民是基督徒,是美國價值的熱愛者和維護者,是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支持者,那麽這種新移民不論來自哪裏,美國都可來者不拒,他們的到來會幫助夯實美國秩序的根基。
但若新移民是美國價值的反對者或顛覆者,是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企圖不勞而獲、白吃白喝者,那麽這種移民,美國當然應當拒之於門外,他們的到來會進壹步破壞美國秩序的根基。川普併不是壹概地反移民,他反對的是那種對反美人士打開方便之門的東郭先生式的移民政策。
《美國秩序》壹書的諸位作者,無論本人是否爲基督徒,大都對此關鍵點了然於胸。劉軍寧寫道:“美國的立國根基,是與神的聖約,是上帝頒布的摩西律法。這是美國的精神支柱、道德基礎與製度支柱。在此基礎上才有現在的法律與秩序。如果把這個神聖的根基毀掉,兩百多年以來的法律與秩序將坍塌。”
叢日雲寫道:“美國這種‘瓦斯普’(WASP)文明,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新教徒的文明,是美國文化的根基,也是現代美國文明的母體。”
高全喜寫道:“既然基督教信仰是美國建國以來的人民信仰的主流傳統,對於這個傳統也要高度尊重,這是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征。至於美國的自由主義,也是從這個大傳統中滋生出來的,自由主義如若反對基督教信仰,也就斬斷了自己的生命之源,美國憲法的權利條款還是有壹個高級法的大背景的,也就是說,美國憲法從來就隱含著基督教的淵源,這是不爭的曆史事實。”
王建勳寫道:“捍衛美國精神(美國文明),捍衛西方文明,就應該捍衛基督教、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而核心是捍衛基督教傳統。沒有了這種傳統,美國將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美國,西方將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內核將徹底發生變化。發生質變之後的西方是不是還有有限政府、私有產權、資本主義,是不是還是自由民主政體,恐怕都是未知數。”
川普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都是讓美國回到憲法、回到價值的原點、回到起初的信仰。川普何錯之有?
這是壹個堅持常識卻被視爲政治不正確的時代,T.S.艾略特早在壹戰的廢墟中就看到了今天的窘境:“我們的壹切知識都使我們更接近無知,我們的壹切無知都使我們更接近死亡。可是接近死亡併不更接近上帝。……兩千年天宇的輪轉,使我們離上帝更遠,離塵土更近。”川普所受到的種種攻擊、辱罵和妖魔化,都是因爲他對常識的堅持。
叢日雲認爲,川普所反對的若幹“反常識”的理念,都是“後現代主義價值觀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領域裏的表現”,它們包括:極端的平等主義或者平均主義、放縱的個人主義、民粹式的民主、(準)無政府主義、非宗教和反宗教的世俗主義、無限製的多元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浪漫的世界主義或者全球主義、烏托邦式的和平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式的生態主義等。
高全喜指出,川普不是壹個個人,不是壹般意義上的總統,他是川普主義的化身,在他身上凝聚著人民的意願,人民選擇和造就了川普主義。川普主義的主體是壹群相信和尊重常識的普通美國人,他們是年收入在五萬美金左右的勞工、技術人員和工商業者等群體。他們認同美國傳統的主流價值觀,讚同現有的憲政體製和法治秩序,尊重法律權威,維護地方自治,信奉基督教教義,恪守傳統道德觀念,絕大部分生活工作於中西部(鐵鏽帶)和南部。他們是正常人,絕不是被左派汙名化的“烏合之衆的民粹主義者”。
與相信常識的普通民衆相比,左派的本質就是反常識。美國學者雷蒙德・雷恩(Raymond V. Raehn)指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是對西方文化主要元素的毀滅性批判,包括基督教、資本主義、權威、家庭、父權製、階級製、道德、傳統、性節製、忠誠、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遺傳、民族中心主義、傳統和保守主義。
這些批評反映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中,如埃裏希・弗羅姆(Erich Fromm)的《逃離自由》和《基督的教條》,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的《法西斯主義群衆心理學》和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獨裁人格》等。
批判理論還包含若幹“子理論”,如母權理論、雌雄同體理論、人格理論、權威理論、家庭理論、性理論、種族理論、法律理論和文學理論。左派將這些理論付諸實踐,就是要用這些理論推翻現行的社會秩序,顛覆常識,迎來以文化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社會革命。
爲了實現這壹目標,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家們認爲,“傳統信仰和現有的社會結構必須摧毀併被替換”。比如,父權製的社會結構將被母權製所取代;男女有別、角色不同的信念將被雌雄同體所取代;異性戀是正常的信念將被同性戀是“正常”的信念所取代。(注3)
這兩種觀念的衝突,絕非輕輕壹句“寬容”就能解決的。它比反法西斯的二戰和反共產主義的冷戰還要尖銳——因爲敵人不在鐵幕之後,敵人早已登堂入室,甚至連家人也變成了敵人。要打贏這場“文化戰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恢復和普及常識。
美國秩序,卑之無甚高論,大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常識。如果妳反對左派、相信和尊重常識,妳就會投票給“用常識治國”的川普,我在壹篇文章中特別列出壹係列美國秩序和美國常識(它們不是左派革命家潘恩〔Thomas Paine〕所說的那種“常識”)的重要部分:
什麽是常識?常識是人權是上帝賦予而併非由人自我締造,常識是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常識是美國不是世俗國家而是上帝護佑下的“山上之城”,常識是有德性的公民才能維持良好的憲政體係,常識是沒有得到公民授權的政府就是非法政府,常識是獨立戰爭中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和“不自由,毋寧死”。
常識是和平必須靠實力來維持所以美國必須建立最強大的軍力,常識是最少政府管製的自由市場經濟最有活力,常識是尊重美國憲法賦予公民的持槍權,常識是用“好圍牆就是好鄰居”的原則處理移民問題,常識是廢除奧巴馬經濟獨裁主義的健康保險,常識是不能讓中國肆無忌憚地偷竊美國的智慧產權。
常識是沒有任何國際法高於美國憲法,常識是每個聲稱追求公平正義的國際組織必然淪爲腐敗的官僚機構,常識是沒有任何虛無缥缈的普世價值高於美國得以成爲美國的觀念秩序。
美國的威瑪時刻,如何絕處求生?
二零二壹年十壹月的美國,竊國者王,誠實者道路以目。“深層政府”的傀儡、前言不搭後語的拜登入住白宮之後,立即停止川普的邊境修牆政策、取消對涉嫌支持恐怖主義的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進而試圖將數千萬非法移民全部合法化。
拜登將川普規劃得井然有序的從阿富汗撤軍計劃搞成了壹場可恥的潰敗,他居然還有臉稱之爲“第二個敦克爾克撤退”——若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聽到這種不倫不類的比較,壹定會氣得從墳墓中站起來,給他壹個大嘴巴。
拜登還利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之危及,推行口罩令和疫苗護照,企圖將美國打造成由“老大哥”主宰的“大洋國”。美國面臨著比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和“垮掉壹代”的六十年代還要嚴峻的國家危機。
有人將此時此刻形容爲羅馬帝國的公元二壹二年——那壹年,羅馬帝國皇帝、有阿拉伯血統的卡拉卡拉(Caracalla)頒發《安東尼努斯憲令》(安東尼努斯是其真名),賜予羅馬帝國境內所有居民以公民權。這是羅爾斯式的“平等”,卡拉卡拉或許是曆史上第壹個左派皇帝。
然而,此壹看似高大上的憲令卻敲響了羅馬帝國的喪鍾:對於羅馬帝國來說,公民權這種層級製度,是其文治武功的根基。此前,那些沒有公民權的自由民是靠臥薪嘗膽、參軍入伍,以功勳來博取公民權;如今,從天上掉下公民權來,誰還願意捍衛家園呢?
世上的東西,除了上帝的恩典,不應有白白得來的,若是白白得來的,必然是毒藥。當公民權跟榮譽感和責任感脫鈎後,帝國還不等蠻族入侵,自身就已搖搖欲墜。
我更發現,此時此刻的美國更像是殷鑑不遠的威瑪時刻。威瑪共和國的覆亡,不是希特勒多麽有卡裏斯瑪之魅力(魅力型權威),不是納粹主義理論多麽誘人,不是黨衛軍的暴力多麽恐怖,而是威瑪共和國的憲法缺乏具有公民美德的民衆全身心地支持和捍衛(壹九壹二年之後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也是如此)。
威瑪時代的柏林,文藝之繁榮超過了巴黎,但那宛如“火山口上的舞蹈”。威瑪文化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早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那些年的威瑪就像是魔山上的世界:表面上紅光滿面,實則弊病叢生。”(注4)
威瑪文化正處於從現代到後現代轉換的關鍵階段。壹戰之後,歐洲在科學、藝術、建築和設計諸多領域關於“現代”的自信日漸強烈,同時還出現了壹種觀念,認爲“現代”認知與壹戰期間釋放出來的大規模合法暴力併無關聯——人們通常將關於現代的自信同這種觀念聯係在壹起。(注5)
到了壹九叁零年代初,無論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學著作,還是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的畫作,或是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小說,抑或包豪斯的建築風格,無壹例外被認爲同“社會進步”關聯,是對傳統觀念尤其是傳統民族觀念和性別觀念的挑戰。同時,現代主義從壹開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征:它承認工業資本主義是壹個世界體係。(注6)這就是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批判的具有自我毀滅基因的“現代性”。
另壹方面,現代的人性觀念已被勞力的分割和轉化也拆解,這毋寧是古希臘時代以來有關完整性觀念的悲哀的衰微。威瑪時代的知識分子努力克服碎片化處境,思想家遂轉而尋求其他庇護所,他們當中許多人在納粹那裏找到了自己的庇護所,海德格即是其中壹個典型的例子,他的詩意的棲居與納粹的浪漫主義不謀而合。(注7)
此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充當了“壹名沒帶天國福音的教士,壹名形而上的衝鋒隊長”。在共和國終結前不久,保爾・田立克(Paul Tillich)以了鮮明方式對此評論說:“從兒子那裏出發創造母親,從虛無中召喚父親,那是摧毀所有政治理想的嘗試。”(注8)
如今,類似嘗試正在美國施施然地登場,這次嘗試的內容是作爲威瑪時代現代主義升級版的後現代主義。
美國若要避免羅馬帝國和威瑪共和國(包括中華民國)覆亡的前車之鑑,唯有重振川普主義,從左派手中奪回大學及各級教育機構,奪回媒體和網絡,恢復憲法的尊嚴,守住國家的邊界。當然,僅有川普和川普主義是不夠的,還需要壹場紮根於川普主義的、比茶黨運動更聲勢浩大的“護憲運動”。
“燈台國”的存亡,直接關係著中共的暴政何時終結。所以,那些身處中國本土、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知識人和民衆(包括本書的衆多作者在內),看到美國啓動“安樂死”的按鈕,不禁發出大聲呐喊,隻要不是裝睡的人,都有可能被喚醒。
《美國秩序》這本書,值得推薦給牆內的中國民衆閱讀,值得推薦給在新冷戰最前線的香港人和台灣人閱讀,也值得推薦給“不願做奴隸”的美國人閱讀。
注釋
注1:揚・羅斯,〈巧克力峰會的幽靈〉,見哈貝馬斯等:《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頁95。
注2:亞曆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歐洲精神》,頁14-15。
注3:雷蒙德・雷恩(Raymond V. Raehn):《壹群馬克思主義者如何顛覆西方和美國文化?》,“對觀點”網站。
注4:彼得・蓋伊(Peter Gay):《威瑪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頁182。
注5:瑪麗・伊萬斯(Mary Evans):《現代社會的形成:1500年以來的社會變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頁140。
注6:瑪麗・伊萬斯:《現代社會的形成:1500年以來的社會變遷》,頁145-146。
注7:彼得・蓋伊:《威瑪文化》,頁12。
注8: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榮耀與醜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頁379。
作者自我介紹:四川人,蒙古人,世界人,此生不做中國人。旅美華裔作家,政治評論家,右派與獨派,長期關注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議題。各類著作有《走向帝製: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1927:民國之死》、《劉曉波傳》等五十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