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毀私企是習近平的崇高使命 用共同富裕保執政 時代巨變

9月22日，據美國之音報道，習近平正式宣布共同富裕理念的壹個月之後，中國國家發改委披露，將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製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推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叁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製度安排。中國官媒和海外親中媒體表示，中國將進入壹個以實現共同富裕爲中心的新時代。

【摧毀私企是習近平的崇高使命 用共同富裕保執政 時代巨變】
這些年來打擊的民營企業家，本身在2018年的時候民營企業家受到叁波衝擊，第壹波消滅私有製，第二波私營經濟退場論，第叁波私營經濟共管共享論，結果呢，2018年中國的億萬富豪移到外國去的人數，比2017多了50%。https://t.co/3y2nfkeR5O pic.twitter.com/johRkcVir9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September 22, 2021

但中國國內外衆多輿論都對共同富裕報以懷疑目光，許多觀察人士從最近國家加強監管民營經濟，私企大佬七零八落的的現實中，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沒落，監管經濟的興起以及向計劃經濟回歸的試水。

中共將如何製定促進共同富裕的“製度性安排”? 中國將通過經濟稅收機製還是非經濟強製手段走向共同富裕？民營經濟在“回歸社會主義本質”的過程中還有多大的發展空間?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從曆史角度來看，中共不會實現共同富裕。他說，中共有普遍貧窮的曆史，有貧富不均的曆史，唯獨沒有共同富裕的曆史。

楊建利說：“共同富裕是人類的美好目標，可以說曆代的執政者、各國執政者都在這方面做過嘗試，能夠有法寶解決它的很少，甚至都沒有人有壹個非常好的法寶，更別說中共了。中共有壹個特別的曆史，中共有全面剝奪私有財產、製造全面貧窮的曆史；也有化公爲私、權錢交易、把中國製造成全世界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之壹的曆史，唯獨沒有共同富裕的曆史。所以他說的很多東西是不可信的，怎麽能讓人可信呢？就看妳有沒有製度安排，還是因爲習近平的執政安全、執政的合法性而壹拍腦袋，來個新東西，搞政治運動式的‘共同富裕’？如果沒有製度性安排的話，那麽可能隻會是虎頭蛇尾，壹個爛尾工程。製度性安排，這次提到了叁次分配，第叁次分配是個不倫不類的概念。第壹次分配大家都知道是純粹的市場規則，市場規則是效益規則，誰做得好誰得得多，誰聰明誰得得多，誰努力誰得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角色就介入了，就是第二次分配，就說我要基於公平、公正的原則去照顧些窮人，有些公共設施要創造。第叁次分配不是壹種分配，是靠壹種自願、良心地對社會地回歸、回饋，它不是壹種分配方式。政府把它當作壹種分配，這就有問題了，就是強迫性的了。妳分配，隻能在政府比較有力的手中去完成，就成爲強力、政府的功能了，這個可能有很大的問題，非常粗暴。”

香港榮休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引用某私營企業家的話說，“發展民營資本是中共無奈的選擇，摧毀私企是習近平崇高的使命”。

他認爲，中共不會實現共同富裕，隻會壹舉摧毀40多年來改革開放所達成的共同富裕的基石。

劉夢熊說：“現在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已經從當年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壹躍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是有了搞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了。但是要想想哦，這個物質基礎是怎麽來的？兩條，對內把原來的公有製搞成多種經濟成分，把原來的計劃經濟搞成市場經濟。所以到現在來講，私營企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中佔用50%的稅收，60%的gdp，70%的科技創新，80%的就業存在，90%的新增企業等規模，變成了五六七八九這個格局。但是妳現在來說，卻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抓了河北的大午集團，把它的免費醫療的醫院也沒收了，免費教育的學校也沒收了。孫大午農民企業家被判18年徒刑。湖北的襄大集團，有壹億五千萬的資金，也沒收了。這些年來打擊的民營企業家，本身在2018年的時候民營企業家受到叁波衝擊，第壹波是消滅私有製，第二波是私營經濟退場論，第叁波是私營經濟共管共享論，結果呢，2018年中國的億萬富豪移到外國去的人數，比2017多了50%。到了那壹年的11月，習近平看到不對勁了，就召開了私營企業家座談會，就說‘妳們是我們的自己人’，給私營企業家吃定心丸。結果傳達到下面的時候，有企業家聽到傳達就站起來對黨委書記說，‘我明白了，利用我們是妳們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妳們崇高的理想。’壹語道破。”

楊建利指出，習近平加強監管民營經濟，其實是各種選擇權衡之下的決定，權衡標準就是要保證中共的執政安全。

楊建利說：“特別是六四以後，文革以後，中共的執政安全議題第壹次提到桌面上來，非常危急。那個時候包括共產黨高官，到全體共產黨，都不知道紅旗還能打多久。鄧小平當時其實是救了黨。他說隻有經濟發展才能救黨。經濟發展壓倒壹切，不關是幹什麽的，隻要把經濟催上去了，就創造了共產黨的績效合法性。在共產黨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的時候，它創造了績效合法性，也就是高速發展、經濟發展。這個過程中實際上是有權錢交易，腐敗成爲整個經濟運作的潤滑劑，使得整個社會的效率提高。當習近平接權的時候，人們說改革開放的紅利沒了，因爲人口的紅利沒了。實際上腐敗的紅利也快用完了，那時候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懸殊，當時胡溫時期壹年有100多萬起的群體性事件，社會已經到了要迸發的邊緣了。就是說腐敗紅利在共產黨手中不好用了。面對這麽嚴峻的問題，習近平有叁個選擇，第壹個就是繼續胡溫路線，最後就是人民造反；第二就是民主轉型，對政府進行限製，習近平講‘把權力關在製度的籠子裏’；第叁個選擇就是恢復壹定程度的政治幹預。前兩種直接涉及到共產黨的執政安全問題，所以他不能做，隻有回到政府幹預。這是他目前比較自然的選擇。”

劉夢熊表示，中共“共同富裕”的規劃是豐滿的，但現實卻很骨感。要實現規劃，不能隻靠漂亮話。現實才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

劉夢熊說：“‘共同富裕’這樣的規劃當然是鼓舞人心，但是規劃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現在去看看深圳和很多城市的恆大總部外面維權、下跪、呼天搶地的原來恆大的員工、投資人，‘還我血汗錢’、‘恆大詐騙’等等，看到這種情況，這就是現實。爲什麽在過去恆大28年成爲宇宙最大、大得不能倒的怪獸。包括125家商業銀行在內的200多個商業機構，它們的風險意識、風險跟蹤係統、風險監控係統壹起形同虛設。金融監管機構對恆大財富這類老鼠會、非法集資、金融詐騙這樣的做法，居然大開綠燈。那些所謂的恆大財富沒有跟任何投資標的挂鈎，就是壹個空洞的恆大擔保。千萬人血本無歸。看到這些現實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無論做了什麽‘共同富裕’的規劃也好，做了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也好，現實就擺在這裏，不是壹對空洞的漂亮言語所能掩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