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恐懼文化”治國 激勵自我審查 學毛澤東但形似神不似

10月12日，據美國之音報道，近日，美國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刊文，梳理中共治國曆史，分析習近平賴以統治當代中國社會的“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表示，恐懼、無知和暴力，壹直是中國共產黨改變人心、控製思想的主要手段。

【習近平“恐懼文化”治國 激勵自我審查 學毛澤東但形似神不似】
習近平面臨的處境是很少人相信或了解馬克思主義治國意識形態。所以習近平隻好打民族主義牌。想利用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但也不想因此失控，所以除了引用馬克思列寧，也大力宣揚孔孟，推動中國五千年的榮耀。https://t.co/IWzCkMZjeN pic.twitter.com/zyxR55ho3g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October 12, 2021

美國著名政治與文藝評論雜志《紐約書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知名漢學家林培瑞的最新研究成果 – 支配當代中國社會運作的無所不在的“恐懼文化。”

林培瑞在美國之音專訪中說，共產黨在中國的控製係統基於相輔相成的叁個法寶 – 恐懼，無知和暴力。

林培瑞指出，這裏的恐懼是壹種僵化的恐懼（fossilized fear）, 它不是我們日常說的那種尖銳的，劇烈的恐慌，而是壹種人們非常習慣的恐懼，它有效地指導行爲，讓人們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避免所恐懼的事情。

與恐懼密切配合的孿生手段是讓人民無知，也就是“控製學校和媒體讓人不知中共在做什麽，從而讓人們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林培瑞以華爲高管孟晚舟近日被釋放回中國作爲例子。

中國主流官媒將孟晚舟的釋放看做中共的勝利。《人民網》9月25日報道，“在黨和人民親切關懷和堅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結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後，順利回到祖國。…這是中國的壹次重大國家行動。這是中國人民取得的壹個重大勝利。”

林培瑞告訴美國之音，他當時打電話給在中國的好友，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由於信息的高度封鎖，他們併不知道兩位被中國居留的加拿大人同時被釋放。

林培瑞說，“在西方，人們非常清楚地看到這是人質外交——我放了妳的人，妳就放了我的人。而任何在中國境內的西方商人都可能被拘留成爲人質。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實。。。而正因爲大家對交換兩個michael的加拿大人質壹無所知，才會相信這是中共的偉大勝利。”

林培瑞提到的第叁個手段則是生成恐懼的暴力。他在《紐約書評》的文章中提到壹係列的懲罰製度 – 從警察的“訪問”開始，跟妳討論如果不說或不做某些事情，妳的未來是否會更好；然後進行微妙的威脅，例如，妳的孩子可能無法進入喜歡的學校；然後走向嚴酷的結局：24小時的監控、軟禁、牢獄、酷刑、死亡。在整個社會中，對這種懲罰範圍的了解會產生壹種普遍的恐懼，從而引發人們的自我審查。

“這叁種手段是中國共產黨改變人心、控製思想的主要方式，”林培瑞說。

中國當前的恐懼製度與獎勵結合 目的在激勵自我審查

林培瑞在文章中以壹批最終覺醒的毛時代知識分子爲例，講述極權政治培養的自我審查。

1952年秋天，後來成爲著名異見人士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去北大讀書，儘管當時宿舍樓還沒建好，他和同學不得不在體育館的地闆上睡覺和做物理作業，卻依然滿腔熱情的要入黨，在發現自己和黨的追求不能壹緻時，壹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

50 年代初，後成爲中國著名記者、作家的劉賓雁同樣被新社會的想法所吸引，努力踐行，卻突然被政府貼上了“右派”的標簽，他嚇了壹跳，第壹反應是：“我的天哪！我壹定是個右派，沒有意識到，毛主席不會錯。我要好好審視自己，挖掘這個問題，併糾正它”。

1991年，《炎黃春秋》雜志開始刊登這批老壹輩的回憶，詳細描述了中共早年是如何誤導他們的。由於他們的資曆和影響，執政者很難讓他們閉嘴。不過該雜志在 2016 年因管理層被撤換而停刊。

這批早年有自省能力、進行自我審查的知識分子的行爲，很快被極端政治環境下的集體糾錯審查代替。林培瑞在文章中特別提到文革期間，人們被要求參加“學習會”表態，他們的觀點被他人仔細審查，是否有與“正確性”背道而馳的迹象；同時如果在別人的演講中發現其缺陷可以獲得壹個學分。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銳生（steve tsang）認爲，時至今日，毛時代極權政治下的恐懼製度還在新疆沿用 - 居民知道他們正在受到明顯的監視和衡量，走錯任何壹步都會招緻嚴厲的懲罰。但是，在中國其他地區，恐懼製度變得更加微妙且復雜。

“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恐懼製度。。。。與獎勵混合在壹起，激勵自我審查。人們被教育知道有些紅線是不應該越過的，如果越過，就會有嚴重的後果，但如果不越過紅線，他們就可以期望得到回報，社會信用體係將其製度化。因此，與新疆和毛時代不同，它爲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個人自由空間，因爲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對公開表達政治觀點或採取政治行動不感興趣。”

因此曾銳生認爲，我們今天所見的，不是舊的毛極權主義的回歸，而是壹種新手法，壹種數字或智能極權主義。“壹種有選擇地控製人們不僅在公共領域，而且在私人領域的思維和偏好的係統。這不是壹種正式的恐懼製度，而是壹種在需要的時間和地點，讓不遵守規定的人有理由害怕的製度。”

習近平的恐懼製度不像毛澤東 “因爲習學不來”

林培瑞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毛時代的恐懼製度形似神不似，或許是因爲習近平學不來。

林培瑞說，“習近平想借用毛澤東的壹些方法和策略。。。但他不是毛，他沒有毛聰明，也沒有毛那麽有魅力。今天的社會也不壹樣，即使有互聯網、學校的審查，但社會比50，60年代的毛澤東時代更知情、更活潑、更獨立。”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社會學榮譽教授理查德·馬德森 （richard madsen） 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面臨的處境是很少人相信或了解這種馬克思主義治國意識形態。所以習近平隻好打民族主義牌。

“他想利用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但他也不想因此失控，所以他除了引用馬克思列寧，他也大力宣揚孔孟，推動中國文化五千年的榮耀。”馬德森說。

林培瑞認爲最近熱映的《長津湖》就是反映中共頂層設計的民族主義的好例子。美國，日本爲代表的西方世界被作爲宣傳工具，讓中國人民站在共產黨的壹邊抵製外國敵人。

林培瑞說，《長津湖》和孟晚舟的宣傳壹樣，在壹個層面上是有效的，尤其是對不清楚這些故事其他信息來源的年輕人。

2016年，美版《長津湖之戰》紀錄片上映，記錄了美軍陸戰1師不但突破併重創支援金家的9兵團16萬人的重重包圍，還掩護了默默跟在後面的9萬朝鮮難民成功撤退，逃脫了金家魔爪。

中國的《長津湖》電影則利用了大衆對這段曆史敘事的無知，由微妙的恐懼文化激勵了公衆的自我審查，煽動表達反美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

對此，林培瑞擔心，習近平大力煽動的反美的民族主義，以及採納的類似於 1960 年代後期的毛澤東主張，比如東升西降，中國是世界的新模式，偉大領袖必然是正確的，各地的中國人都認同新中國等等，可能會引發新時代的另壹場文革。林培瑞認爲，網絡版的文革“鬥爭會”已經開始出現。

馬德森則認爲，中國的年輕壹代看問題已經比較復雜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依然想來美國學習，喜歡美國的生活方式，儘管他們也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而政策製定者隻看到壹整個國家，他們併不真正關心人民的感受和情緒，因爲公衆被視作國家的壹部分。

倫敦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爲，中國是壹個列寧主義的黨國，而不是壹個正規的國家，這意味着共產黨有效地掌握了國家和所有人民的所有權。

“也就是說，所謂‘國家利益’的核心是黨的利益，而黨的利益最基本的就是保持自己的執政能力。如果妳像黨那樣把自己看成是國家，那麽根據定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沒有區別。但是，如果妳真的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那樣，把國家利益和執政黨的利益區分開來，那麽壹味地把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就等於是爲了私人利益而無情地追求權力。”

曾銳生認爲，林培瑞的文章點明了“中共創造了壹種恐懼文化，這種文化深入到社會結構中，併緻力於爲私人利益追求權力。”

老百姓埋單嗎？

林培瑞強調，當某種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傳播，問題就在於它能傳下多遠。“長期以來，中國民衆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態度基本上是積極的，很難讓普通民衆相信美國不是妳想去的地方。總是有來自福建的小船試圖來到紐約港，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把他們的財產和二奶不斷送到我所在的南加州。所以實際上，人們對美國的態度與那種自上而下的所謂長津湖大勝利宣傳不同。”

馬德森通過其長期對中國草根階層的研究認爲，恐懼文化併沒有完全滲透到人們的意識中，也沒有塑造他們所做的壹切，人們總能想方設法來應付它。

他表示，儘管今天的中國使用了強大的線上線下的新監視手段，習近平也更積極主動地要塑造人們的思想和行爲，但人們併沒有完全接受它。他們知道它就在那裏，但他們從平衡家庭生活到工作和政治生活等等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他們以多種方式進行自己的應對——有時用黨的話來反對它，有時他們僅僅在嘴上說說。

馬德森說，林培瑞提到的我們熟知的異議人士，他們直接站出來反對，併付出了代價。而他研究的群體不是這種英雄式的異見人士，他們是小人物，想避開麻煩，卻也不是單純的被動和墨守成規，他們是矛盾的，想方設法應付形勢。

馬德森認爲，長此以往，大家習慣活在壹種虛構和習慣性撒謊中，嘴上說的不是心裏想的。比如很多共產黨員，入黨申請書或報告書都是網上抄襲的，而不是認真思考的結果。黨也撒謊，它說它所做的壹切都是爲了給人民帶來幸福，而這樣做實際上是爲了維持權力。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對其他人撒謊。嚴格來說這不是謊言，因爲人們併沒有真正被欺騙，因爲每個人都知道分寸在哪裏，他們知道這就是妳要做的。”

馬德森認爲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人們在恐懼製度下趨利避害，但上層的意識形態併沒有滲透人們的意識，人們用各種方法，在嘴上要怎麽說就怎麽說，但按照自己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

正如在他主編的《追求幸福（pursuit of happiness）》壹書中概括的，今天的中國不是壹個壹體化的社會，而是壹個發展極度不平衡的社會，但不同版本的美好生活都通過口是心非的口吻團結在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