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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每個女性都可能淪爲女奴 “上海紅樓案”背後觸目驚心


2022-01-05 时刻新闻 | 聽新聞 國語 | 聽新聞 粵語 【字號】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評論 | 餘傑特約評論

大數據時代的“上海紅樓案”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叁十日,上海高院以“組織和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及“強奸罪、詐騙罪、組織賣淫罪”等多項罪名,終審判處趙富強死緩併限製減刑;其餘叁十七名同案犯,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至二十年不等。

現實生活中的“上海小紅樓案”,比電視連續劇《掃黑風暴》中的情節還要駭人聽聞。該案主角是江蘇泰興的鄉下人、小裁縫出身的趙富強,雖出身卑微,到上海之後在短短數年間崛起爲壹方枭雄,黑白通吃,比昔日黃金榮、杜月笙的故事還要幽微曲折。他買下楊浦區許昌路壹棟六層樓房,命名爲創富大廈,此建築距離楊浦區政府、楊浦區婦女聯合會約兩百米。他堂而皇之地在此處囚禁數百名女子,強迫她們賣淫,併向各級官員提供性賄賂。此處被稱爲“小紅樓”,比起當年遠華走私案中賴昌星的紅樓來,可謂鳥槍換炮、更上層樓。

趙富強被繩之以法,但該案遠未畫上句號。人們不禁要追問:在熙來攘往的鬧市區,長達數年幾乎全公開的、成規模的非法拘禁、賣淫活動,爲何當地警方竟然發現不了?趙富強作惡的時間如此之長,範圍如此之廣,受害人超過千人,得有多大的保護網才能罩着他?這張網是由多少人、哪些人編織而成的?來此消費娛樂、欲仙欲死的,有哪些達官貴人?在壹個鋼琴家個人付費嫖娼都會被舉國聲討、批倒批臭的國度,爲什麽那些免費嫖娼的官員的名字卻深藏不露?

充當趙富強幫兇和保護傘的人士中,隻有極少數基層官員受到懲罰:楊浦區政法委書記盧焱、楊浦區法院黨組書記任湧飛、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殷走路派出所所長胡程浩、工商局楊浦分局江浦工商所副所長馮伯平、長白新村派出所副所長孫震東……。耐人尋味的是,這些人當中,級別最高的隻是正處級,其他全部爲科級。以他們的地位看來,能讓趙富強爲非作歹這麽多年嗎?

在該案判決結果公布前夕,中國的微博上壹度熱轉“上海小紅樓”的消息,但很快就被封殺得壹幹二淨。評論區隻剩下少數幾則留言:“六億流量說不見就不見了”、“有點悲哀,討論這個案件違反哪壹條法律了”。更讓人悲哀的是上海媒體的集體沉默——上海沒有壹家官方媒體和主流媒體乃至自媒體發出聲音來。從這壹事實可以看出,該案背後壹定隱藏着位高權重的人物,至少是上海的市級官員,才有徹底封殺媒體和網路的大權。坊間流傳,上海市委常委、市府常務副市長陳寅,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機關黨工委書記諸葛宇傑,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金興明等人都與該案有關,他們都毫發無損、全身而退。

在中共引以爲豪的大數據時代,警方對民間的壹舉壹動無不明察秋毫,像趙富強這樣鬧出如此大陣仗的人物,當局怎麽可能壹無所知?我的壹位上海的臉書朋友貼出壹則拍案驚奇:“最近聽到壹個新概念,正在實施大數據掃黃,說的是如果壹個二十五至於叁十歲的職業不明確的女性,常在晚上十壹點到淩晨叁點收到定額轉賬,比如四百九十八、五百九十八、六百九十八等,併且收款地點都在酒店或附近,大數據就會鎖定這個女性,認爲她在賣淫;同時也會鎖定所有給她轉過賬的人,等待他們的將是閃亮的銀手镯。剛才我朋友給我發了壹個紅包讓我給貓買零食,我點了就後悔了,這個金額太可疑了,我可不想被定義爲賣淫群體,關鍵是價格還這麽低,氣死我了。”那麽,不難推測,大數據偏偏放過趙富強和“小紅樓”,壹定是身居高位者將其劃爲壹塊“不得妄言”的飛地。

上海有平安嗎?中國有平安嗎?

在趙富強的諸多身份中,有壹個身份最引人矚目:他是擁有上海電視台“法治天地”頻道《平安上海》欄目運營權的上海萬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股東。

二零壹二年,上海開始建設“平安上海”;二零壹六年月,《平安上海》電視欄目正式播出;二零壹七年二月,中共十九大換屆之際,市委書記韓正出席“平安上海”建設推進大會,併以此爲政績之壹,風光晉升政治局常委。就在同壹個時間節點上,黑社會頭目趙富強接手《平安上海》欄目。這絕非巧合。宣傳部重點打造的電視欄目的股東身份,讓趙富強由黑轉紅,俨然就是得到官方背書的黨國喉舌,他由此與警察和政法係統打得火熱、親如壹家。在此期間,即便韓正沒有跟趙富強有過正式接觸,但韓正跟趙富強無疑是同類,殘民以逞的本質壹模壹樣,隻是位階有差而已。韓正的發迹史,與趙富強的發迹史,異曲同工、殊途同歸。再推而廣之,毛澤東的發迹史、習近平的發迹史,不也充滿斑斑劣迹、血腥撲鼻嗎?

上海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從眼目可及的高樓大廈、高速公路、高鐵、地鐵等硬件來衡量,紐約、倫敦和巴黎統統甘拜下風。但是,硬件的富麗堂皇,掩飾不了骨子裏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在中共治下,上海是最左的城市,文革時代的“四人幫”大都從上海起家,改革開放時代的“上海幫”更是謊話連篇且富可敵國。

在上海這座光鮮亮麗的城市中生活的普通人,有平安嗎?過去,人們大都認爲,因被拐賣、被脅迫而賣身的大都是鄉下女子,她們是黨國眼中可忽略不計的“低端人口”。然而,在“上海小紅樓案”中,很多受害者卻是高端人口、中產階級,甚至還有海歸留學生。

向中央掃黑督導組舉報該案的舞蹈老師崔茜,本來馬上要去韓國留學,隻是想找份臨時工作存點錢,卻被趙富強相中,淪爲性奴隸。因爲擁有上海戶口,趙富強拿着她的戶口本復印件去民政局辦理“結婚”手續,全程無需本人到場。趙富強壹路打點妥當,暢通無阻。“被結婚”後的崔茜壹直被軟禁,取卵代孕,直到生下趙富強的私生子,還上了上海戶口。有人說,上海戶口價值數百萬人民幣;也有人說,上海人是中國唯壹的城裏人,上海之外的所有人都是鄉下人。可是,擁有上海戶口沒有讓崔茜免於受害。

留美海歸陳倩看到招聘網上“運營專員”的招聘廣告,隻是參加了壹次常規面試,就被軟禁、強奸、拍照、接客,成爲“陪睡專員”。終於有了壹次去銀行取錢的機會,她找機會報了警。她的原話是:“趙富強在創富大廈圈養無辜女性賣卵、爲政府官員提供小姐。”但這麽壹個驚天大案,公安機關竟然以“家庭糾紛”爲由撤案。陳倩逃跑失敗,遭到毒打,被綁在手術台上強行摘取卵子,腹腔積液九死壹生,最後失去生育能力。

文革時代,共產黨偽造“收租院”的故事,將劉文彩的地主莊園描述成暗無天日的魔窟。然而,趙富強與共產黨官員們相見歡的“小紅樓”才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魔窟。我小時候看過壹部名爲《女奴》的巴西電視連續劇,爲劇中身爲女奴的主人公的悲慘命運喟歎不已;在今天號稱人權狀況五倍優於西方的中國,卻有更多、更悲慘的女奴。很多人以爲,隻要不反抗中共的暴政,就可歲月靜好、安居樂業。這個想法太過天真。受過高等教育乃至有出洋留學的經曆,或身爲上海或北京的中產階級,皆不能保證享有基本的安全和自由。

聖經中說:“他們輕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是的,在上海沒有平安,在中國也沒有平安。整個上海就是壹座人間地獄般的“小紅樓”,整個中國就是壹座自願爲奴的“大紅樓”。
(文章隻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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