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義無反顧登上習近平的戰車是個大錯 將命運悲慘

來源：北京之春 張傑分析評論文章

王滬寧的人生成功嗎？有人說，當然成功，不僅成功，而且是非常成功。他作爲叁代帝王師進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位居中共領導人壹人之下，萬人之上。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不就是學而優則仕，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嗎？多少知識分子希望達到王滬寧的地位，他們挂着什麽學會會長、副會長的頭銜，招收官員當弟子，希望謀得壹次給政治局常委講課的機會，最終有壹天得到最高領導人的賞識，成爲帝王師。但他們都沒做到，隻有王滬寧做到了。 

【王滬寧義無反顧登上習近平的戰車是個大錯 將命運悲慘】
王滬寧是當年的陳伯達嗎？想起來有點像。王滬寧和陳伯達同爲上海人，同爲政治理論家。1972年7月，陳伯達被打倒。文革結束後，1981年，陳伯達被中共列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壹，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 https://t.co/ptmHYN8bTl pic.twitter.com/RLfQJLqSnL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January 17, 2022

但也有人說王滬寧是失敗的人生，而且未來命運很悲慘。因爲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政局迅速衰敗，國內經濟凋敝、民生艱難，失業率居高不下。“壹國兩製”被廢止，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大勢已去。國際關係全面惡化，中國已成世界文明大洋中的壹葉孤舟。王滬寧爲習近平量身定做的紅色帝國正在走向破產。壹旦習近平的樓塌了，王滬寧也難逃被清算的命運。 

在網絡上，我看壹篇署名賽德的文章《帝師還是師爺，理論瓶頸決定他的格局》壹文，對王滬寧的困境進行了分析，認爲他無法成爲帝師，而隻能做帝王的師爺。 

壹、王滬寧的瓶頸 

賽德寫道：王滬寧緻命的瓶頸就是，他始終沒有弄明白，人類社會的壹切發展，不管是通過什麽形式、以什麽組織爲載體，最終的目標都是人的發展；如果把“國家強盛”淩駕於“人的發展”之上，社會必將陷入集權災難。 

正是因爲這個瓶頸，王滬寧從來沒有從“人的發展”這個目標出發，來思考國家強盛和製度設計，而是把國家強盛作爲終極目標來考慮社會製度的安排，從而得出了強權明君政治最優的錯誤結論。王滬寧的這種局限性，貫穿了他的理論和實踐。 

實際上，如果抛開人的自由、權利和福祉，單純要以壹個國家的強盛爲目標來設計社會的製度，那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古希臘的斯巴達早就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建立壹個高度獨裁、高度軍事化的集權體製，由強勢的君主和他忠心的權貴統禦壹群強壯而服從的奴隸，這樣他們自然會所向無敵。斯巴達模式，不就是爲了實現“強盛國家”嗎？ 

但曆史告訴我們，這樣的國家絕不會長久。人類社會的發展，最終是爲了人的發展，也就是壹個個具體的人的幸福、自由和解放。如果國家的強盛，必須以極權獨裁爲手段、必須以壹群人奴役另壹群人爲手段，那麽這樣的強盛，隻是壹群極度自私、貪婪之人的狂歡，它違反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驅動和終極目標，必然在人民的反抗中土崩瓦解。 

王滬寧如果懂得從“人的發展“這個高度來審視人類社會製度的設計，那麽他就會懂得民主體製的重要性。 

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水平決定了人的發展的邊界，而民主製度，則保證了在任何壹個科學和生產力水平上，每壹個具體的人都能普遍享有最大的自由、權利和發展可能性。 

正是爲了保障社會在每時每刻都以民衆的福祉和權益爲先，民主製度把國家做出重大決策和採取重大行動的最終決定權都保留在公衆的手裏，併因此而儘量削減政府的權力。這的確降低了壹個國家的政治領袖動員民衆的能力，但是它卻杜絕了任何人、家族或者政治集團可以在事實上對其他人進行長期奴役的可能性，釋放了每個人的自由和創造力，保障了社會的發展時刻都不會偏離“人的發展“這個最根本的目標。 

二、國家強盛後才能談民主的觀點很無恥 

賽德指出：王滬寧或許還需要明白的壹點是，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但併不是最終才能實現的目標。也就是說，世界上不存在社會發展壹定要經曆某些步驟，或者要等生產力發展達到某個水平之後，才能開始考慮人的發展這樣的道理。世界上也不存在必須要等國家強盛到某個程度，人民才能享受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道理。 

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在任何壹個時刻，社會發展都不可以偏離人的發展這個目標，更不可以壹群人奴役另壹群人的方式，來作爲爲社會發展加速的手段。 

在任何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當下的人民都應享有民主和自由。這是我們探索製度創新和國家發展的前提。如果放棄了這個前提，那任何理論上的探討其實都毫無新意，無非就是回歸斯巴達那樣的奴隸社會，回歸帝王明君體製，回歸虛無缥缈的“國家強盛“之夢。這樣的思想，有什麽高度？ 

就算妳在實踐中，通過集權、通過壹群人奴役另壹群人，可以在短期內讓所謂的國家變得強盛，創造出更快的發展速度，但是這個國家是誰的國家，這個發展是誰的發展？古希臘奴隸製國家斯巴達強盛壹時，但給人類留下文明的，卻是那些最早開啓民主體製的城邦。 

沒有人應該被屬於帝王的“國家強盛“之夢而成爲犧牲品。這樣的發展是不正義的，甚至可以說是邪惡、無恥的。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易經》早就說出至理：人人如龍、群龍而無首，這才是真正的理想社會。 

看不到人的發展是壹切發展的最終目標，而是把國家強盛作爲至高無上的東西，這注定了王滬寧的格局隻是追求榮華富貴而非社會公益，注定了他隻會成爲強權的幫兇、獨裁者的佞臣而非引領獨裁者從善的導師，也注定了他必將被曆史所唾棄。

賽德最後說，王滬寧對國家強盛的妄念，和習近平想要稱帝的野心相得益彰，這是王滬寧入常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人無儘災難的開始。 

應該說，賽德的文章對王滬寧的分析具有深刻之處，的確，王滬寧是新權威主義的鼓吹者。王滬寧與當今衆多犬儒知識分子不同，他的確有壹套自己的治國理政思路。20世紀80年代末，王滬寧因爲倡導“新威權主義”而獲得了關注。他認爲，像中國這樣又大又窮的國家，需要壹個鐵腕來推動現代化發展，然後才能考慮轉變成壹個民主國家。王滬寧在1988年的壹篇文章中指出，壹個開明的獨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會資源”，“促進經濟快速增長”。 

早在蕭功秦以及吳稼祥等人新權威主義代表人物爲人所知之前，王滬寧就針對新加坡威權模式，寫了壹份內部報告,力陳“新權威”對中國改革的重要性。 

1991年王滬寧在《美國反對美國》壹書中指出：“美國的體製，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壹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製。”他似乎毫不懷疑地認爲，中國的集體權威體製將戰勝美國民主體製。從王滬寧的學術思想，我們看到了孟德斯鸠的“環境、氣候和地緣決定論”、布丹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孔德的“秩序和進步”以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對他的影響。 

但我併不認爲，王滬寧僅僅是思想瓶頸的問題，事實上，如果王滬寧僅僅是新權威主義的倡導者，他是很難在中南海生存下去的。王滬寧不僅在中南海的刀光劍影中生存下來，而且還走進了權力中樞。王滬寧的成功在於他不僅能爲當權者出謀劃策，併且會用把控得到位的語言，爲當權者精心包裝。王滬寧爲人謹言慎行，行事低調，察言觀色、揣度上意，不張狂，隻出主意，不拿主意。王滬寧叁朝不倒，他雖出自江派，但併不執着於派係。所以，王滬寧併非帝王師和師爺，而是中共權力集團中的重要壹員。 

王滬寧是當年的陳伯達嗎？想起來有點像。王滬寧和陳伯達同爲上海人，同爲政治理論家。1943年，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陶希聖代爲起草出版了《中國之命運》壹書。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花了叁天叁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壹文。全文對《中國之命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評。中共建政後他又寫下了《論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參與起草了《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論十大關係》。1966年，在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毛澤東讓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澤東、林彪之後，位於康生之前。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他失勢併失去人身自由。1972年7月，陳伯達被打倒。文革結束後，1981年，陳伯達被中共列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壹，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 

王滬寧本是壹位有才華的政治學者。但王滬寧無法控製自己對權力、地位的追逐，他義無反顧地登上了習近平極權主義戰車，將自己與習近平紅色帝國的命運捆綁在壹起。他爲習近平編織了中國夢、兩個壹百年、人類命運共同體、共產黨絕對領導等新極權主義理論，併營造習近平個人崇拜氛圍，打擊自由言論和宗教自由，成爲了中共紅色帝國的戈培爾。王滬寧的命運已經注定，他將是習近平極權主義的替罪羊，陳伯達的命運正在不遠的將來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