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001 - 田家英

田家英（1922--1966年）原名曾正昌，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家境开始衰落；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937年奔赴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时还经常给《解放日报》写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48年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毛的秘书。此后，深得毛的喜爱和信任。除担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

【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001 - 田家英】
田家英（1922--1966 年） 原名曾正昌, 出生于四川成都。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1966年5月死于文化大革命早期，他的死因一直有争议，一说是内卫失控开的枪，一说是汪东兴暗示下，内卫开的枪。https://t.co/jL1fPacajw pic.twitter.com/QXqZo7W3wI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April 19, 2021

田家英的工作深得毛泽东的称赞，并日益器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逼近时，毛泽东要田家英另行起草。田家英写出来后，受到毛泽东的首肯；再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开幕词中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广为流传，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从此，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等方面，都做出很好的成绩。因此，毛泽东对他评价日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他们之间裂痕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田虽然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中。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距离地观察和思考，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及其内心，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楚、真切。从50年代后期始，他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行事更多有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田家英甚至说：将来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慧眼独具，不同凡响。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思想和言行，因而受到冲击。虽然毛泽东出面保护，得以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很难消除。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由于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必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比如：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奉毛泽东的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却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结论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作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毛对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好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也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从不涉及他人，更不推卸责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之邀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也标志着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从此，田家英与毛泽东的思路渐行渐远了。

其次，田家英的正直，也是他的书生气。这一点在对《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谈话时，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艾思奇得知后，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能随便删掉。”田家英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删去。”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知道后，却抓住不放，给田家英扣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此其一。

其二是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当即明确回答：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又增加了新的罪证。其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为此，陈伯达经常向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以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揣摩术’非常反感，公开抵制，并表示由衷的鄙视。陈伯达对他的仇视由此而更加深了。

以上多种因素迭加，综合作用的结果，田的命运就不可逆转了。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十足的人。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却未能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爱憎鲜明的性格，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给予田家英最后一击的是：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说话间，深夜里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成为这位善良书生的最终遗言。若干年后，作为知己和同事，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下一首悼亡诗。诗云：中枢执笔十余年，善察风云好直言；水暖先知犹在劫，只因佛法本无边。至于田家英究竟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然是个谜团，扑朔迷离。最初的说法是：5月23日上午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他自己的寓所。后来又有两则更新的资料，其一是：1980年4月1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的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话，给予如实交待的机会。并告知：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下场。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1980年4月4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待报告。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我接到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报告。

其二是：
另据中办（1980-5100797）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两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前后两则资料都肯定田家英属于‘他杀’，但究竟是谁开枪杀害了田家英？前者认为是内卫失控开的枪，后者则是汪东兴暗示下，内卫开枪。看来田家英决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至于谁是凶手（内卫还是汪东兴？），困难在于：现场已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复原现场。再进一步说，最后也是最大的凶手是谁，不是昭然若揭吗？

田家英死后，有人报告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竟然这样回答：“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毛的话有两层含义：第1、我不管；第2、他死得活该!（另据90年代移居香港的作家申渊先生最近经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的《卧榻之侧──毛泽东宫闱轶闻》一书的记载：毛泽东在闻知田家英死讯后轻蔑地说：“死啦，小叛徒一个。”特录以备考）冷酷无情，以至于此。一个在他身边服务了18年，并且屡屡受到表彰的大秘书死了，根本没当会事儿。普通人之常情，即使是宠物猫、宠物狗死了，也应该有点悲悯之心吧？可是毛泽东就是毛泽东，绝不！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那么就让我们找一个相似的例子来比较一下吧！当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是自杀身亡。陈死后蒋介石闻之悲痛至极，两次亲赴陈宅吊唁，后又亲率国民党在京全体政要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事后并亲笔为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文，另外还送上一幅挽幛，题曰“当代完人”，上书“布雷吾兄千古”，下书“蒋中正敬挽”。南京公祭结束后，陈的遗体被送往家乡杭州安葬。同样是对待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同样是笔杆子，一个是悲痛至极，隆重祭奠；而另一个则冷酷无情、无动于衷。两者对比何等强烈、鲜明？】

本文转自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胡显中主编的《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