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聘请大量自由派智库人员担任要职 第五权再扩张

最近，《商业内幕》曝光了拜登政府的一个现象，一个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政府抗衡的自由派智库的人员正在填补拜登（Biden）政府的职位。

拜登政府聘请了大量CAP智库人员

根据内部人士对政府公告和职业社交网站的分析，至少有60名美国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简称CAP）的人员已经被提名或已经在白宫以及联邦政府各机构工作。

它们也不只是在政府工作，CAP智库的人还填补了华盛顿一些最重要的职位。其中包括拜登（Joe Biden）的退伍军人事务新任秘书、白宫最高经济政策顾问以及五角大楼的参谋长。

甚至拜登的参谋长罗恩·克莱恩（Ron Klain）都在CAP智库政治部门的董事会任职。 CAP最知名的成员，总裁兼首席执行官Neera Tanden将担任白宫预算主任，但因为面对参议院共和党的反对，政府取消了她的提名。

2016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弗吉尼亚州的蒂姆·凯恩（Tim Kaine）在3月份的采访中对《商业内幕》表示：“对我们来说，在希尔山外拥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场所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该聚会正在不断地尝试创新政策。”当时拜登政府已经聘请了数十名CAP智库的人员担任行政工作。

凯恩补充说，当民主党人在华盛顿失去权力时，CAP是“保持希望的理想之地”。

共和党人并不会因为看到前CAP的工作人员重返华盛顿的权力走廊而感到兴奋。

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最高共和党参议员阿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说：“这强化了我们可能已经拥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白宫中最自由的政权。”

据悉，CAP的智库人员很多都在外交领域任职，美国智库人才再次大规模进入政府担任重要职位。这就意味着一些智库思想与建议很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一段时期美国内政外交决策。

美国特色的“第五权力”

美国智库的主要功能就是产出思想和提供政策建议。因为采取的是公开选举与两党制度，美国政治体制在决策与人员构成上都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智库可以深度参与政府决策，并持续为两党执政输送人才，这是与中央集权国家在体制上的极大不同。在后者，譬如中国，智库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决策主要由专业行政官僚做出，执政党也有自成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

所以，有人将美国智库称为继政府、企业之后的第三大实体，大多游离于政府和企业之间，自称独立、非盈利和非党派的组织；也有人将其视为行政、司法、立法、媒体之后的第五大权力分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决策圈和学术界之间搭建沟通桥梁，努力将自己的思想（Idea）转化为政策实践，从而增加自己的影响力。总体上，美国智库的权力处于不断扩张的态势。

很多智库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只有少数“独立”智库为了发展、扩张影响力，并不以特定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立场提供政策咨询，但实质上，就算是这些标榜“独立”的智库也跳不脱特定意识形态与利益束缚。

美国最早一批智库成立于20世纪初前20年，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0）、布鲁金斯学会（1916）、胡佛研究所（1919）、外交关系协会（1921）。这些智库都倾向于把自己定义为 “没有学生的大学”，致力于把科学知识转化为公共政策。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大萧条的政策建议最后被政府采纳。到了二战后，随着美国外交挑战的变化，智库加大了对政府的献计献策力度。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提供的马希尔计划蓝图、外交关系协会推动的冷战遏制战略以及将兰德机构将政府和军工企业紧密相连的国安及社会政策研究。

冷战后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智库的意识形态对立越来越明显。1973年成立的传统基金会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成立的，明确强调支持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和个人自由等保守主义议程。随后，美国智库的数量猛增，游说力度也开始加大。后来的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就招揽了一大批来自传统基金会的人员。

而随着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发展，一些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智库成立，比如美国进步中心（2003）、新美国安全中心（2007）和2049计划研究所（2008）。其中，奥巴马和拜登及其团队成员都曾服务于美国进步中心和新美国安全中心。

旋转门机制

由于美国的联邦制和两党民主制度，再加上美国的实力地位，导致它的智库在功能和影响力方面不仅远超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智库。尤其是美国政府影响力的限制，很多部门并无有效的政策研究部门，导致外围的智库就成了政府用人和决策的来源。一般而言，新的总统上台，上届政府的官员会选择到智库任职，等待再次进入政府担任更高职位的机会，而新政府的重要官员也有可能由蛰伏已久的智库学者担任，帮助制定新政府政策。这就是美国智库和政府间的旋转门机制。

智库旋转门在美国很普遍。例如，担任过国务卿和国安顾问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等都曾是智库精英，深度影响了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走向。拜登上台后便启用了一大批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安全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的人才，担任国安及外交团队的重要成员，比如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都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Avril Danica Haines）和国防部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组长拉特纳（Ely Ratner）以及成员罗森伯（Elizabeth Rosenberg）则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

川普（Donald Trump）选人用人虽别具一格，但他也曾启用智库人员，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哈塞特（Kevin Hassett）就出任的川普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主攻税务改革。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时也曾大量重用了30多名布鲁金斯学会的人才，包括时任国安顾问赖斯（Susan Rise）、时任亚洲政策高级顾问贝德（Jeffrey Bader）。川普上台后，他们大多数又回到智库韬光养晦。

另外，总统候选人也愿意利用智库的影响力帮助其竞选，包括其竞选纲领的路线的制定，最终上台执政。而随着两党更替上台，一党候选人获胜后，就会重用符合该党执政理念的智库成员进入政府，而前任政府的智库成员则被弃用，这导致智库成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周期性更替。

今后，这种机制仍会延续下去，因为它实现了智库和政府的双赢。但要实现这种双赢，自然离不开支撑美国政府运作的金钱政治逻辑。

金钱政治的“延伸”

政府对智库的依赖和利用越重，智库反过来也会有选择性地加大政策研究。尤其是近年来两党极化斗争严重，智库的左右意识形态色彩也愈加浓厚，研究领域也各有不一。传统基金会与美国进步中心分别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主张的代表性游说智库。兰德公司则属于军工智库或半政府型智库，主要服务于军工商，所以议题大多和武器销售有关，关注武器系统、反恐、国安等相关议题。

无论是左，还是右，美国智库运作都离不开各自背后的资本及政治利益集团。从传统基金会的成立开始，游说资金对美国智库的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是左派智库还是右派智库，都离不开背后资本和政治利益集团的支持及影响。不同的资金来源、意识形态和服务对象（比如军工）决定了不同的政策项目。

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一般来自于基金会、公司或者个人，以及出版物的销售收入。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美国进步中心等多数美国智库很少接受美国政府资助，但却接受很多基金会、企业和国际组织的捐助。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立场偏左，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中东和欧洲国家，盖茨基金会和摩根大通等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主要接受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美国进步中心则是谷歌、沃尔玛、高盛公司等巨头的支持对象。

外交关系协会则不接受美国和外国政府的资助，主要依靠个人和企业捐款；传统基金会很少接受外国政府资助；卡托研究所则明确不接受外国政府捐助。兰德公司和2049计划研究所则接受美国政府、外国政府、企业、大学和个人资助。

所以，智库融合了美国资本、政策知识和政治影响力三个重要元素。也正是这三种元素，促使它成为一个具有美国民主特色的重要权力分支。但随着两党极化斗争的恶化，美国智库已经无法保持真正的客观和中立，党派意识形态立场越来越鲜明。尤其是旋转门机制对政府决策影响力的加大，最终将让想要发挥影响力的智库更加具有政党偏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