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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负面情绪积攒 中国要抢在全面爆发前改革分配


2021-07-16 居安 分享到Twitter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Telegram |  国语 |  粤语

7月16日,据《多维》报道,自古以来,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固直接相关,无论是在政府财政崩溃中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还是在国库名存实亡中自缢于煤山的明崇祯帝,以及在他们之前或之后消亡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无不印证了这一点。如今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财富积累之后,也不得不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而这直接关系中国未来的国运。

历史的教训

古往今来那些曾经雄极一时,最终却从内部崩溃的强大政权们基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国家末期都出现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而且这种财政危机往往演变成导致帝国毁灭的祸根。如将明王朝末期搅得天翻地覆的“闯王”李自成,最早只是银川驿站的驿卒,只是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因明王朝国库空虚,不得不压缩公务员编制的情况下被辞退回家,次年投军之后又因为军饷被克扣,怒而起兵造反,最终成为了明王朝灭亡的掘墓人之一;又如苏联解体前,其国家财政已经不能保证莫斯科市民在排队几小时后一定能买到果腹的食品与其它生活必需品。

然而与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内部豪强势力的财富丝毫没有受到财政危机的影响。如清末风雨飘摇之下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这样的重臣却能留下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的家产;又如罗马帝国因应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滥发货币,加速自身灭亡时,其国教体系之下的教士们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那些从国家体制中获得利益的群体往往不愿意承担国家责任。如以前欧洲的教士、贵族,以及中国的士大夫们往往享有免税和免兵役、徭役的特权。这样为国家正常运转提供养分的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了普通人身上。但是那些不承担国家责任的特权集团本身还在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并且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进一步逃避国家责任的同时吃掉更多的国家红利。比如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其GDP从2000年的十万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二十一万亿美元的同时,人口仅仅由2.8亿增加到3.3亿,但其政府居然会因为缺钱出现了数次停摆,那么这些增长的财富到底去了哪里就显而易见了。

事实上,在国家遇到财政危机时,到底哪个阶层,或者说哪个利益集团应该来承担责任,往往就会成为最突出的矛盾。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议会中,关于税改的争论也是最激烈、最漫长且反复的。长此以往,那些承担国家责任的人民会感到自己被压榨,从而积累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面对国家财政即将崩溃的事实时,召开三级会议,享有免税特权的教士、贵族与已经承担绝大部分税赋的市民阶级之间为谁该承担应对财政危机的加税份额而争吵不休,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又比如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觉得自己在苏联体系内被压榨,于是最终联手埋葬了苏联。

而比国家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回报的分配问题。在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和中英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文明演化过程较为线性,这也是如今中国史学界编纂通史时可以采用王朝名称线性排列的原因。观察其王朝更替的规律,不难发现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往往会对田土等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使得失去生存根基的流民能安置下来成为新王朝的纳税人。如汉、唐等大一统王朝在结束战乱之后,立国之初都进行过大范围的人口清查与流民安置工程。但由于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本身就拥有更多的田土等生产资料,且享有不用纳税的特权,这使得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一般的自耕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特权阶级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兼并更多土地,而他们兼并的土地越多,能够给政府纳税的土地就越少,而政府为了维持其自身运转又不能降低税收总量,因此分摊到每一份田地、每一户人家身上的赋税就变得更重了。而这又加快了普通自耕农的破产速度,进一步恶化了土地兼并的情况。特权阶层还可以通过土地兼并等方法,让那些原本给国家上缴税赋的自耕农变成只给自己交租金的佃农,进一步掠夺财富。最终,国家的税收难以为继,引发了财政危机与国家动荡,一旦遇到灾荒之年或者外敌入侵,其内部过高的压力就会使得王朝从内部开始快速垮塌。

因此,国家的财政危机只是表象,其背后的真相是政权内部的特权阶层逃避国家责任的同时贪婪的掠夺走了那些原本用于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财富,最终使得被压榨的底层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对国家财富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新的特权集团,因此这样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几乎贯穿了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农业时代。

直到今天,这样的故事依旧还在上演,而且东西方亦然。如果我们将上面故事中的特权阶级替换为高盛、摩根等资本集团和富人阶级,将自耕农替换为中产阶级,这个逻辑依然成立。美国的财团和富人阶级已经拥有完善的避税、逃税手段。如2017年11月5日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曝光的一份财务报告,该报告揭露了数以百计知名公司和个人的离岸利益。2017年11月6日,苹果和耐克公司等大企业的避税细节被曝光揭开。还是以美国为例,为什么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政府在GDP二十年增长了200%以上的情况下,会穷到政府停摆?就是因为这些富人阶级掠夺了国家发展红利的同时还逃避了自身应承担的国家义务,同时承担了更多国家责任的中产阶级在此重压之下不断缩水,造成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后持续下降,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2年的51%。而且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一直在扩大,美国之前引以为傲的枣核型人口结构正快速转向金字塔型结构。

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可能更严重。现在的美团、滴滴、阿里与腾讯等巨头完全可以视作前面故事中的特权阶级。以美团为例,其送外卖的快递小哥们都属于外包形式,不属于美团的员工。这意味着美团不需要为这些快递小哥提供生产工具,如送快递的保温箱与电动自行车等,而且还不用向国家上缴员工的社保、医保等资金。而这些收入微薄的底层快递员往往为了更多的现金收益,也不会选择自己缴纳个人医保、社保。这些快递小哥看起来更像是前文故事中的佃户,耕作在美团名为“信息”的土地上,每天必须穿着美团的广告服,然后被美团从每一次的派送信息中拿走相当高的分成。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是美团、阿里、滴滴和腾讯等巨头财富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国家社保、医保等资金长期面临资金压力的现状。可以说中国的现在的问题比美国不遑多让。

中国历次收入分配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接手国民党的烂摊子时,面对的是一个收入分配早已严重失衡的农业国家。只需要去查阅一下国民党时代,如孔祥熙等军政人员从国民政府中侵吞了多少财富和各地失去土地的流民数量就能了解到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的财富都被集中到了少数军政高层、乡绅地主们的手中。而作为农业国家的基石,自耕农的数量已经远远不能保证国家基本的财政与政治稳定了。因此,就像历代王朝建立政权之初一样,中共也开始了针对生产资料与收入分配的改革。这个改革的重点就落到了公平上,各地开始重新丈量土地,分配农具,并组成农业合作社等生产单位,彻底消灭了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地主与农民对立的问题。这种政策在中共建国之初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1949至1977年中国农村生产活动主要效仿苏联,推进集体农庄模式,建立了多个家庭共同组成的生产队。这种集体农场在短时期内集中战后中国所剩不多的生产资料并统一使用,为恢复农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使得中国的人口开始恢复增长,从建国之初不足四亿增加到了八亿,而且还成为了中国工业化的经济支撑。

但是集体农场模式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那就是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之下从事生产的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集体农场建设的人都要不计个人得失,全力从事生产才能提高集体农场的产量,但这种设想显然是违反人性的。所以在集体农场模式推行一段时间之后,不可避免的在农村出现了大量消极怠工的农民,极大的打击了农村的农业生产。

正如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在当时中国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成为了主要的争论点。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他提出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以极为实用的方式结束了中国“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一切改革全部围绕解放生产力展开。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的问题是消除平均主义对民众生产积极性的打击。因此在1978至1992年,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阶段,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围绕着打破平均主义,落实按劳分配这两个基本点展开。如在中国农村展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终结了生产队集体劳作的平均分配时代,将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重新定位在家庭层面上。农民只对自己的田地负责,不再为集体负责,其收入直接取决于其生产效能,劳动成果不再会“被平均”。这种分配方式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城市的改革中,也积极借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确定了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将城镇职工的收入直接与其劳动成果关联。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逐渐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制等多种经济形式,收入分配也变得更加多样。

此时期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这便是“先富带动后富”的说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从绝对的平均主义开始转向了追求效率,并且肯定了其它财富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同时,中国也开始建立一系列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如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税制和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此阶段为中国下阶段更大、更深入的改革打好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1992年至2002年。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政策。这标志着在中国,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合法的成为了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参与方。后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首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此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开始出现端倪,当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将存款达到一万元的家庭羡慕的称为“万元户”,甚至当地政府和银行都会对万元户进行表彰的时候,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万元户却与贫困户划上了等号。为了缓解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税制,并且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社会保险征缴条例》、《失业保险条例》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开始为被改革甩下的民众兜底。此外还于1998年3月在原劳动部基础上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行政管理。

第三阶段为2002年至201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化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即资本参与中国财富分配的合法性。这一时期,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与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被突显了出来。中国的人口开始大量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向东南沿海发达区域迁移。为了缓解城乡之间的差距,中国政府制定实施了彻底取消农业税、大幅增加涉农补贴、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多项支农惠农政策;为缓解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中国政府颁布了最低工资标准,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增加劳动者收入,保障劳动者权益,缓解劳资之间的对立;为缓解区域差距,中国政府加大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的政策力度。

第四阶段为2012年至今。在此阶段,从中国的经济分布和人口分布来看,大部分财富和人口都集中在了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如北京所在的渤海经济圈,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广州、深圳、香港、珠海等组成的大湾区经济圈等。从阶层来看,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集团和掌握文化、技术的知识精英收入增长明显快于农民和小工商业者等人群。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之后与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区域产生了明显的差距。中国的决策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收入差距已经逐步扩大成了贫富差距,而中共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则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共不可能放任贫富差距扩大,必须要加强税收和福利、兜底政策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作用,帮助那些在改革中落后的群体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发展红利。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并进一步要求“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后来的“十三五”规划明确就“缩小收入差距” 做出了部署。之后中国更是展开了全面的脱贫攻坚行动,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共党员帮助农村贫困户和城市贫民摆脱绝对贫困。2021年2月25日,中国正式宣告消除了绝对贫困。

中国收入改革的成就与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收入分配方式发展来看,每一次改革都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改革的第一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做法严重削弱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按劳分配的方式可以说非常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一定的收入差距也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改革的第二阶段,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国家经济长期依靠政府管控,缺乏活力的问题。从中共的十二大到十五大,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逐步过度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开始发挥其调节作用,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不过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建国初期中共对私有制的严厉打击遗留的影响,民众对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以及前景有所担心。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富人成批的移民海外。《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经完成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改革的第三阶段,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稳定国民对改革的信心,从法理上给予私营经济合法的地位。在这个阶段,中国从法理上承认了资本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肯定了私营经济体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强化了中国人对资本和市场参与收入分配的认识。有了法理上的承认和保障,中国人也逐步减缓了移民的步伐,根据美国签证年度报告统计,2019财年,中国获得EB-5签证的人数为3894人,自2015年以来“五连跌”。而其占全美同类签证的比例也是进一步“缩水”,由2015年的86.81%下滑至2019年的49.36%。此外,2019财年获得EB-1(杰出人才移民)签证的中国人数在经历2018年短暂上升后直线回落至589人,不足2018年人数的一半,占比由2018年的37.8%回落至26.5%。

改革的第四阶段,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改革发展红利分配不均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政府兜底,发动力量帮助全国最落后的群体脱贫;另一方面开始调节收入分配,尤其是对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加大了调整力度。

从收入分配的方式来看,这四个阶段经历了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以资本参与为辅,再到确立资本参与分配的合法地位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从绝对的平均主义到确立效率优先,最后到如今确保中国人的获得感。

中国过去四十余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与这种收入分配改革对生产力的促进密不可分。从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来看,收入改革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民众收入水平普遍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消灭了绝对贫困。

然而任何一种规则和制度都不是绝对完美的,人类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归根结底是社会科学的产物,而科学不是绝对真理,它从来就只是一种假说,它不一定是对的,它只是现阶段最合理、佐证最多、最实用的假说。这种科学假说从古至今以来都是在被不断证伪的,然后提出新的假说来推动科学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假说会随着时间积累弊病,就如中国收入改革每一个阶段也制造了新的问题一样。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今资本回报率将劳动回报率远远地甩在了身后。2005年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基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在城市中买下一个栖身之所,但越往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就被房价增长的速度甩下的越远。事实上香港也经历过相同的时代,房价飞涨,那个时候许多人将这种提早买房的行为称为“上车”,只要提早买到了房子,房价涨,自己的资产也在涨,就不至于被时代的车甩下。假设一个在2000年左右的中国大学生在2008年之前在北上广深其中一个城市比较靠近核心的区域买了一套房子,那么现在这套房子升值的钱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辛苦工作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而从2008年工作至今,一个本科生的平均工资涨幅也不过是从每月三千左右人民币涨到一万左右人民币而已。

诸如房子、土地、矿场、原料等生产资料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能提早“上车”的人也必然是有限的。到如今,很多中国年轻人出生的时候,中国这辆经济快车就已经发车了,等他们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上车的机会,这将不可避免的激化中国人代际之间的矛盾。

资本回报率太高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市场投机行为变得更加普遍。现在观察中国经济,基本离不开一个“炒”字,从以前炒房子,炒股票,到现在很多人炒鞋子,炒比特币和以太币等数字货币。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压力时时刻刻都存在。

更严重的是,中国的资本现在也出现了美国资本集团一样的情况——逃避国家责任。就如前文中提到的美团那样,一方面是美团将一千五百万送快递的小哥全部外包出去,省下了给国家上缴养老、医保、社保的钱;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养老、医保、社保的资金时时刻刻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舆论场上逐渐出现了“佛系”、“躺平”、“内卷”和“打工人”等互联网热词。当年轻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上车”的时候,不得不开始无奈的接受这个现实,在发觉努力也不可能改变的时候选择了放弃努力,让自己过得尽量舒服一点。而其它还想去追赶经济快车的人,就不得不在剩下不多的资源里疯狂的相互倾轧,尽可能的让自己超过别人一点点,更早进经济快车一点点,这便是所谓的“内卷”。长此以往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就像很多香港青年人很容易被煽动去破坏自己的家乡一样,这些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劳动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巨大的鸿沟之前绝望的时间太长的话,他们也是很有可能被煽动起来的——如果家乡的好与我无关,那么我又怎么把自己视作家乡的一份子呢?

但我们对它评价时不应跳出当时的历史条件,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否定了牛顿经典力学在人类物理学进步中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时面对的是早已经被西方老牌强国瓜分干净的世界,再也不可能走英国当年海外扩张殖民地,对殖民地进行掠夺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路了。因此,中国这种向内寻求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决策也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它也确实帮助中国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让中国用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走过的路,并催生了阿里、腾讯、美团、滴滴等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抢得了广袤的市场,甚至在移动支付等领域对西方老牌发达国际实现了弯道超车。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回到过去并否定过去,而是立足于当下面对主要问题,着眼于在未来解决这个主要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政策建议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这个政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宣称要带领全体中国人走向富强,所以它不能放任贫富差距扩大,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放弃任何一个国民。而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除了所处的历史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地理位置的不同、市场正常竞争以及自身努力程度与实力不同等这些无法回避的因素以外,从未来趋势看,受全球化、技术变革以及生产交易方式变化等因素影响,收入分配领域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也会不断产生。

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为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因此中国政府在收入改革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放弃追求效率,但兼顾公平的原则。尤其是在现阶段更是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收入分配的改革,推进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共最高层的表述和行动来看,无论是习近平提出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是李克强指出的中国六亿人月均收入一千元,人均年收入3万元,从本质上来讲他们讲话都是指向了同一个目的——中国第四阶段的收入改革。只不过两个人讲话的角度不同。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提出的是中国下一步的目标,而作为政府首脑的李克强讲的则是现状,即下一阶段中国将从何处出发。李克强的讲话是对习近平讲话的有力补充——为什么要“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因为人民群众从中国发展中获得的红利很少,中国经济屡创佳绩,但仍有六亿人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很少,月均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于是就有了现在中国政府对阿里、美团等资本巨头展开的反垄断调查,及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等行动。

早在2016年前后,中国就已经展开了对收入分配的调整。中国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继续将经济的蛋糕做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经济发展,分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中国积极推行“一带一路”等措施,为中国的经济寻找新的、有力的增长点。第二,改革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早在2016年前后,中国就开始对体制内的政府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的隐性福利、灰色收入和工资等进行了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的限薪令。一些地方的中国体制内人员工资收入下降了三成到五成左右。同时,中国政府还对娱乐明星、影视文娱等行业颁布了限制令,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还加大了发达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第三,中国的全面脱贫缩小了低收入阶层与其它阶层之间的差距,同时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发力,实现国家对全体国民的兜底。

这三项措施,就像是从中国收入群体的两侧向中间挤了挤,即把冲在最前的高收入阶层稍微向下压一点,也把低收入阶层向上托一点,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第四阶段的收入改革远没有到完成的时候,现在中国大陆也出现美国一样的问题苗头。为了避免未来中国的资本集团也像美国的资本集团一样逃避国家责任,中国将对现在的财富第一次分配做出调整,针对资本巨头的限制将变得更加严格,资本回报率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者可以依靠劳动获取更高的回报。比如未来降低滴滴平台在网约车运营中对司机运单的抽成比例,让司机赚到更多的钱。

同时中国必然会完善税收体制,通过完善、推行房产税和财产税等措施加强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和政府福利的二次分配,确保每一个从中国发展的快车上获利的人都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帮助那些后来者。如今中国一、二线城市中存在相当规模的城中村,这些村民依靠其在城市中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吸纳城市无产者并收取房租。在一些城中村中往往是几千村民对涌入的数万,甚至是十万以上的城市无产者收租,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城市地主群体与城市无产者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些城市地主阶层享受着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资本超额回报的同时,由于相应税法的缺失,他们几乎没有承担城市发展中各项基本设施投入的成本。还有一些买房较早的群体,也享受到了周边基础设施提升带来的房产价值提升,但政府并不能从这些财产升值中获得任何财税收入。因此新建基础设施和维护已有基础设施的成本就只能由新建的住宅社区从土地财政中拿出。这意味着城市建设的成本几乎全压到了后来进入城市的群体身上,也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经历了几十年快速的城市化,如今数以亿计的人口进入城市,不解决好这种后来者与先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行的。因此各种财税政策从那些赶上时代红利的人身上转移一部分财富,帮助后来者迎头赶上是势在必行的。这部分资金将用于政府政策兜底,如建设政府所有的公租房、维护运营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提高社会福利等。

结语

人类社会近三百年的发展,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快速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世界总会快速改变的错觉。然而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停滞才是主旋律。人类在农业时代停留了数千年,才进入工业时代,而我们现在进入工业时代享受的仍然是两百多年前基础科学发展的红利。如当今的4G、5G甚至各国正在研发的6G移动通讯基础,都是基于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在1865年提出的电磁方程组做出来的。我们的基础科学基本上已经陷入了几十年没有突破的尴尬境地,我们所做的改变更像是把普通的弓箭改良发展出了诸葛连弩,但没有基础科学的突破,我们永远造不出原子弹一样。

我们感受到近两、三百年巨大的变化,事实上只是经历了人类文明从第一层台阶上到第二层台阶的过程,而我们要在第二层台阶上停留多久,目前并不好说,而且也不乐观。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已经陷入了停滞,甚至衰退发生的可能性也在直线上升。在下一次科技革命到来之前,各国必然面临缺乏增量市场的现状。尤其是中美两国,从民间到官方,双方的对立情绪正在快速升高,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他们都没有从外部毁灭对手的能力。因此双方的对抗和竞争更多会转向对内部的整合与优化,只要自身的问题比对方小,就可以用时间拖垮对方。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美国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让美国重新伟大”,或现拜登(Joe Biden)的“财税改革”,亦或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都在强调对内的改革。

任何主义,任何思想,归根结底都是要解决民众最迫切、最主要需求的。就像中国农业时代不可能靠四书五经去解决饥民饿肚子的问题一样,尽管中国现阶段取得的成就与相应的舆论宣传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年轻人的自豪感与国家凝聚力,现在的中国也不可能依靠思想宣传解决中国年轻人赶不上中国经济快车的现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年轻人普遍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乐观,但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这场改革的成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运与世界秩序。而从中国舆情变化来看,如马云等商业精英从被中国人羡慕和崇拜的对象,到被许多人批评成为富不仁的资本家等,都意味着新加入中国舆论场的年轻人对以往收入分配制度的负面感受积累的越来越多。因此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也必须要加速进行,至少要抢在中国年轻人的负面情绪全面爆发之前完成。

(作者系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理论模型研究者,英国利兹大学环境学部交通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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