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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政府与中国科技大公司已决裂 最坏情况还没来


2021-07-19 居安 分享到Twitter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Telegram |  国语 |  粤语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袁莉
原标题:“听党话、跟党走”:中共想要怎样的私营企业?

2014年,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总裁马化腾参加总理李克强主持的一次集体会议,他抱怨许多地方政府禁止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共享出行软件。

李克强立即吩咐几位部委负责人调查此事,并向他汇报。随后他对马化腾说,“你们的例子很生动,说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需要我们加快改进。”

当时,腾讯向一家名为滴滴的共享出行初创企业投资了4500万美元,该公司后来成为政府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和现代化的模范。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会见全球科技领袖,当时32岁的滴滴创始人程维与亚马逊(Amazon)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苹果(Apple)的蒂姆·库克(Tim Cook)和马化腾都参加了会见。

但在过去一年,北京与科技行业的关系已经严重破裂。滴滴现在成了政府监管部门的惩治对象。该公司上个月于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的几天后,中国监管机构就以保护国家数据安全和公共利益为由,将其应用程序从应用商店下架。

滴滴的一败涂地,以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日益激进的反垄断行为,核心都在于北京对民营企业有什么样的期望。和美国或欧洲相比,这一问题的答案要复杂得多。

中国科技巨头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美国科技巨头一样大。与美国同行相似,这些中国企业似乎也在从事损害消费者、商家和小企业利益的反竞争行为。这值得仔细审查和监管,以防止任何权力的滥用。

然而中国的科技公司是在一个政府日益专制的国家中运营的,这个政府要求私营部门绝对忠诚地归顺,这一点也很重要。因此,与欧洲和美国官员在各自地区开展的反垄断运动不同,中国正在利用反垄断的幌子来巩固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民营企业很可能失去仅存的独立性,沦为国家的附属品。

滴滴的情况相当于“一种电击疗法式的执法”,香港乐博律师事务所(Loeb & Loeb)合伙人裘伯纯表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国家控制,最终结果实际上就是数据的国有化。”

美国人和欧洲人有理由对本地监管机构在限制科技巨头方面缺乏进展感到失望,但他们也不应该对北京迅速令科技巨头束手就擒大加赞许。与中国的许多事一样,效率是以牺牲法律和正当程序为代价的。

中共去年明确表示,私营部门需要有“政治上的明白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党表示,他们应该为党的长期执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科技行业人士表示,这传递出的信息是,企业需要证明它们能够助力推进政府目标,同时不制造麻烦。

这些人说,滴滴没有听从这一信息。对于滴滴无视一些监管机构的反对,在当前的监管环境下匆忙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他们感到惊讶。

对于一些政府官员来说,滴滴在美国上市就是“阳奉阴违”——表面服从,但私下反抗。这样的措辞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个成语经常被用来描述下级对上级的背叛。

“这个时间点,互联网公司‘政治不正确’是死胡同,”互联网分析师兼投资人李成东在一篇社交媒体帖子里这样评价滴滴。

对企业而言,了解北京的优先事项是有用的。在国内,它致力于减少不平等,促进党所谓的“共同富裕”。在国际上,它正在应对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机遇减少,国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成了党眼中的一枚定时炸弹,它对社会动荡和对其合法性的任何怀疑都持多疑态度。而贫富差距被越来越多地归咎于科技企业,它们的创始人被指责为欺压消费者、强迫员工长时间工作的反派。

去年,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对向当地居民卖菜的应用程序投入巨资,北京对此感到不满。这是因为这些应用程序可能会取代许多低收入人群赖以谋生的个体菜摊。

北京还对亿万富翁马云控制的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采取行动,部分原因是它认为蚂蚁集团让年轻人过于轻易地获得个人贷款,从而引发了社会不满。

政府还对网络教育行业进行了打击,官员认为这一行业利用家长的焦虑盈利。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养育成本,因此威胁到北京鼓励夫妻生育一个以上孩子的新政策。

4月,一名政府官员体验送外卖,12小时只赚了41块钱。这引发了关于网络平台苛刻对待员工的广泛讨论。

一位北京的风险投资家告诉我,腾讯、滴滴和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这些被称为“平台”的公司——现在在政府眼中是二等公民。(他说,一等公司开发“真正的”技术,如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中国在技术上更加自立。)他表示,对于政府来说,这些平台拥有太多用户、太多数据、太多资本以及太多权力。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科技巨头和一些明星企业家已经在表忠心,纷纷拿钱出来或者辞职做姿态。腾讯在4月宣布,斥资500亿元用于绿色能源、教育和乡村振兴。

4月,在习近平于北京考察母校清华大学五天后,美团外卖公司创始人、清华毕业生王兴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基金会。6月,王兴向自己的基金会捐赠了价值超过179亿元的股份。

在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因两名员工死亡受到网民批评后,创始人黄峥在3月表示,他将辞职,为下一代让路。他今年41岁,刚刚成为中国第二大富豪。

今年5月,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创始人、38岁的张一鸣也宣布将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一个月后,他宣布捐赠5亿元,在家乡设立一个教育基金会。《华尔街日报》还报道称,在3月与监管机构会面后,他搁置了字节跳动的IPO计划。

腾讯的一个业务部门上月表示,每周三,员工必须在晚上6点前离开办公室,其他工作日必须在晚上9点前离开。字节跳动本月宣布将废除大小周的要求,大小周是中国许多公司的普遍做法。

在滴滴遭到打压后,类似的公告不断出现。电子商务平台京东周二表示,将把员工的平均年薪从14个月提高到16个月。周五,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向两个基金会捐赠了价值145亿元的股票。

所有这些行动与反垄断和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这些公司和企业家实际在告诉政府,他们知道谁是主人,他们要做一些至少看起来会减少社会不平等和不满的事情。

滴滴犯下的另一个“罪”是,它在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两国争夺科技霸权之际在纽约上市。

在中国,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果双边关系恶化,许多得到西方风险投资并在纽约上市的科技公司可能成为经济棋子。中国已宣布,将要求国内科技公司在海外上市前接受网络安全检查,这可能会阻止大多数IPO计划。

“中国一直在强调‘底线思维’,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微博用户熊维洲在实名认证过的微博账户上评论道。“比如对台动武的时候,欧美制裁,中国重要的企业不被当成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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