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的崛起与坠落：在灰色地带游走 与中国政府周旋

8月30日，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近10年前，中国领先的网约车公司滴滴筹集第一笔巨资时，其运营的合法性令人怀疑。而且从那时起，它一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考验着当局。

两名知情人士称，2012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向该公司投资300万美元时，滴滴缺乏开展业务所需的几项国家颁发的许可证。当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开始要求网约车平台的司机必须是当地居民时，滴滴提出抗议。如今，该公司承认，仍有许多不符合当地要求的司机和车辆在提供服务。

当中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要求网约车服务共享实时出行数据时，滴滴以隐私问题为由不予合作——直到两名女性乘客遭到强奸和谋杀，公司才最终让步。

滴滴和其他中国互联网巨头通过学会在监管灰色地带蓬勃发展而成长壮大。总的来说，北京对此并不反对。这些公司让中国变得更富有、更高产，也变得更有意思。它们行动迅速，可能还违反了一些规则。但只要在线对话得到过滤，搜索结果得到净化，视频得到审查，互联网企业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毕竟，滴滴是阻止优步（Uber）全球扩张的本土英雄。滴滴表明，中国企业家可以与硅谷最大胆、最狡猾的初创企业正面交锋并最终胜出。

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不受约束的私营企业采取了严厉的态度。它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企业“无序”扩张的限制措施。工业巨头们将不再被允许与党的优先事项和指令脱节。

硅谷可能没能阻止中国科技产业的崛起。但习近平或许可以。

在数据安全、隐私和工人保护等问题上，北京早就该进行审查了。然而，中国官员打击科技公司的速度和力度，甚至会让西方最热心的反垄断官员感到不安。

美国和欧洲也希望遏制智能手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放纵和极端行为。而中国正在用链锯把它粗糙的边缘磨平。

7月初，滴滴在纽约上市两天后，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下令滴滴停止注册新用户，同时官员们对其网络安全做法进行审查。紧接着滴滴的手机应用从移动商店下架。随后，该公司因违反反垄断规定而被罚款。然后大批政府官员进驻了滴滴公司。

几乎可以肯定，未来还会有更多事发生。

十多名前滴滴员工向《纽约时报》描述了滴滴的崛起，它不仅仅是终结了优步在中国的业务，还使得滴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约车平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每月平均有1.56亿人使用滴滴，而全球范围内使用优步的人数为9800万。在此期间，滴滴每天在中国处理2500万次乘车出行；优步在全球处理1600万次。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滴滴在拉丁美洲、日本、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服务。

中国希望确保滴滴的下一篇章——以及整个科技行业的下一篇章——不至于像第一篇章那么难以驾驭。在这个中美互不信任的时代，北京的担忧之一似乎是，像滴滴这样拥有大量数据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存在影响的公司，是否真的应该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滴滴首次公开募股之后，该公司在7月1日的峰值估值为790亿美元。38岁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维和43岁的总裁柳青（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最杰出的女性）持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票。

摧毁这些财富所花的时间要比创造这些财富所花的时间短得多。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被征服”

2015年1月下旬，中国最早的网约车公司之一易到用车的创始人周航接到程维的电话。两人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一家豪华酒店会面，在晚餐时讨论了合并的可能性。易到用车是网约车领域的先驱，而滴滴是当时网约出租车领域的领导者。合并是有意义的。

不久之后，中国科技媒体开始流传两家公司合并的传言。周航问程维是否泄露了消息，因为那次晚饭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程维对此予以否认。

但在情人节这天，滴滴宣布将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快的联手。周航如今认为，程维利用同自己的会面推动快的同意合并。

面相稚气、戴着眼镜的程维给中国蓬勃发展的网约车行业带来了一大堆残酷的企业花招。

22岁时，他凭借口才进入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工作。他加入的销售团队因其不懈的努力被称为“铁军”。在阿里巴巴奋斗了六年后，程维创办了滴滴，因为在北京打车非常困难。中国大城市的人口激增，出租车的供应却跟不上。公司的名字是模仿汽车喇叭声。

前员工说，在滴滴创建早期，程维模仿了阿里巴巴为新员工举行破冰仪式的传统，包括询问他们如何失去童贞等隐私问题。程维对中国杂志《财经》说，有一次，在滴滴用户报告了不良体验后，他惩罚首席技术官裸奔。他还曾经命令其他高管扫厕所。

程维还继承了阿里巴巴对竞争对手发动“战争”的热情。

周航说，滴滴在2014年开始提供叫车服务后，易到用车的系统被虚假订单淹没。虽然派出了车辆，但没有乘客出现，这让易到用车的司机们束手无策。周航说，公司在调查时发现，许多订单来自滴滴办公室附近的互联网地址。

时报向滴滴发送了一份关于本文的详细问题清单，但该公司拒绝置评。滴滴过去曾否认其他关于伪造订单的指控。

滴滴在中国对抗优步的策略可能同样不够光明正大。据时报记者迈克·艾萨克（Mike Isaac）撰写的关于优步崛起的编年史《恣意横行》（Super Pumped），滴滴的经理们向优步司机发送虚假短信称优步在中国已经关闭，他们应该为滴滴工作。滴滴还派出新员工受聘为优步的工程师。在那里，他们扮演内奸的角色，将信息反馈给滴滴。

这种诡计得到了回报。2016年8月，在两家公司花费数亿美元相互争斗之后，优步宣布将其中国业务出售给滴滴。《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将程维作为封面人物，称他为“优步杀手”。

和许多中国企业高管一样，程维喜欢使用军事方面的比喻。在采访中，他把滴滴多年的冲突和竞争比作凡尔登战役。他说，他在俄罗斯的宣传影片中找到了同优步斗争的精神力量。

“拿破仑来过莫斯科，”他告诉一位采访者。“希特勒来过莫斯科，都没有赢过，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被征服。”

在灰色地带

直到40多年前，私有制在中国还是被禁止的，从那以后，共产党对这个概念一直忽冷忽热。长期以来，私营企业一直得想办法在被当局打压的威胁下赚钱。

就算滴滴在早期很担心政府，至少没有表现出来。

2014年，当北京禁止私家车用于网约车业务时，易到用车的周航说，他遵守规定把这些车从他公司的平台上撤了下来，滴滴却没有这样做，官员们很快发现了这件事。当上海指控滴滴非法经营出租车业务时，该公司表示，它只是与合法的汽车租赁公司合作，不是与个人车主合作。

周航如今表示，他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但他有理由保持谨慎。易到用车一直承受着来自监管机构的压力。周航和其他高管经常被召集到政府会议上接受批评和训话。

“因为我们见过老虎，所以知道害怕，”周航说。“程维他们好像没那么害怕。”

滴滴获得了一些政治资本。2015年9月，程维成了陪同习近平访问西雅图的中国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后来在一次中国展会上，习近平停留在滴滴的展位旁边，当程维谈论公司的全球雄心时，习近平微笑着倾听。

但在那个时候，中国官员也不愿或无法以反垄断为由挑战科技公司。在滴滴于2015年与快的合并后，周航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反垄断投诉，但他说自己从未得到回复。

次年，中国商务部表示将调查滴滴与优步的合作。合并后的滴滴显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占据了中国市场的90%左右。但中国法律没有对滴滴和优步等公司之间的合并做出明确规定，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大多是外国投资者。北京从未去拆解他们的联盟。

中国的交通监管机构也在关注滴滴。许多城市要求司机和车辆达到标准，并获得执照才能提供网约车服务。警方经常拦截和处罚证件不齐的滴滴司机。

然而，滴滴的几名前员工表示，多年来，大多数地方政府似乎都知道，要求完全合规是不切实际的。在北京等大城市，出租车牌照通常由富人和有政治关系的人持有，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监管机构增加牌照供应。官员们也明白，下令滴滴禁止无证司机出行会让这些司机失业。

滴滴已经习惯于在这种法律炼狱中运营，以至于它会补偿司机的罚款。对滴滴来说，即使有潜在的惩罚，让司机上路也是值得的。但对司机来说，这种安排并不能保证他们不会被罚款或在工作中被找麻烦。

许多滴滴司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该公司反复无常的报销政策。今年2月，一位名叫李培（音）的司机刚送乘客下车，就被警察拦下，并因没有网约车牌照被罚款约1.5万元。29岁的李培要求滴滴报销时，公司表示不负责，因为他被拦下时并没有搭载乘客。

李培说，滴滴从来没有告诉过他需要特殊牌照的事。

“你觉得他们可能会说吗？说了谁还会跑？”他说。“滴滴不倒，天理难容。”

杀人事件威胁增长

到2018年，滴滴忙着征服世界，向澳大利亚和其他海外市场扩张。该公司在硅谷开设了一个实验室，开发“智能驾驶技术”，并开始考虑上市。

然后发生了谋杀事件。

第一名受害者是中国郑州一名21岁的民航空乘。那是2018年5月。滴滴道了歉，并暂停了该女子遇害时使用的顺风车服务。但直到那年8月，另一名女性在温州搭顺风车时遭到强奸并被刺死，该公司才进入了危机模式。

在第二起谋杀案发生后，令滴滴的一些员工感到震惊的是，公司在暂停顺风车仅一周后就将其重新上线，虽然在此期间添加了一些新的安全功能。但顺风车对滴滴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让客户为另一个客户开车比支付专业司机的费用便宜。该公司在一段内部视频中称赞了顺风车的经理黄洁莉，将她比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女战士花木兰。

滴滴一直将快速增长作为优先事项，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该公司必须证明它值得让软银（SoftBank）这样的投资者给它贴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价签。

在那年2月的一次员工大会上，滴滴总裁柳青承认了一些成长的痛点：“我们的组织成长没有跟上业务，就像灵魂没有跟上脚步。”

在谋杀案发生后给员工的一封忏悔信中，程维更进一步：“‘狂奔’的发展模式早已种下隐患。”

就在第一起谋杀案发生前不久，在北京一个寒冷的夜晚，杨婷婷（音）使用滴滴出行时发现司机在对她不怀好意地笑。她不想理他。但随后他开始问：“你做一个多少钱？”

30岁的杨婷婷吓坏了，她考虑过要不要跳车。

回到酒店，她在滴滴应用中提交了投诉，但客服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给她打电话。当她解释司机的所作所为时，男客服问道：“你是不是给过他暗示？是不是他理解错了？”

当杨婷婷说她穿着职业装、在媒体工作时，客服说，也许司机问的是打个要多少钱。她说她觉得司机是想伤害她。客服只是笑了笑。

困难重重的复苏

在那时，中国官员多年来始终对滴滴安全控制的某一个要素感到不满。自2016年以来，交通部一直要求网约车公司将有关司机、汽车和行程的实时数据上传到中央平台。尽管国家和地方当局发出了尖锐警告，但滴滴在分享信息方面进展缓慢。

“给监管部门提供实时数据究竟有没有必要？”公司时任首席发展官李建华在2017年曾对记者表示，“我们的用户信息被政府部门泄露出去谁负责？”

只有在谋杀案发生后，滴滴才同意上传其所有数据。它还进行了其他安全改进，并解雇了顺风车的经理黄洁莉。时报无法联系到黄洁莉对本文置评。

该公司聘请了1000名党员客服，试图赢得北京的好感。但它的形象已经受到了影响。

一年后，滴滴在几个城市重新启动了顺风车，并推出了一项旨在保护女性的新功能：晚上8点之后，这项服务将只对男性开放。网络用户谴责该政策一刀切且存在性别歧视。柳青道了歉，并且滴滴使顺风车功能对所有人在8点后关闭。

一些员工对滴滴大举复出的拙劣表现感到震惊。即使在顺风车功能恢复之后，顺风车作为一个业务也从未恢复。

谋杀案发生后，中国政府加大了针对滴滴的压力，要求其为司机和汽车取得执照。车辆需要升级以满足标准，为了支付这一成本，司机要求更高的收入。这意味着更高的车费，而更高的车费意味着增长放缓。增长放缓使得招聘和留住人才变得困难。滴滴削减了奖金并裁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滴滴服务的便利性证明，即使是像杨婷婷这样在北京被司机骚扰过的客户也无法抗拒。

她说，起初，那次遭遇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她受不了再使用滴滴出行。

杨婷婷说：“但后来发现，再叫其他的网约车，安全处理方面，未必有滴滴改进后的效果好。”她又变回了她所说的滴滴重度用户。

“数据是生命线”

在滴滴6月上市后，另一个安全问题导致北京重拳出击。

“数据是任何企业的生命线，”程维在2018年对BBC说。“如果你不能保证数据安全，对企业来说将是完全毁灭性的。”

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以确保科技公司保护数据并将其存储在本地。监管机构还命令数百个应用程序的创建者停止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在首次公开募股之前的监管文件中，滴滴指出，如果中国当局对其数据安全和隐私做法不满意，其业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两名参与滴滴上市过程的人士表示，滴滴高管在上市前与投资者和银行家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提到这些具体风险。

其中一位表示，由于滴滴在几个月前就已经与投资者进行了交谈并安排了基石股东，公司高层认为它不需要像标准IPO那样花太多时间进行正式的销售宣传。这位知情人士说，滴滴的承销银行同意了。

滴滴于6月10日提交了初步文件。到6月29日，它的股票定价为每股14美元。第二天，他们开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

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机构率先出击。

这是打压科技巨头的一年，滴滴选择在今年上市，可能已经将自己对到了北京的准星上。即便如此，该公司现在代表了某种比它大得多的东西。中国对待滴滴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习近平打算如何对待所有企业家和潜在的颠覆者。

“有些事情需要做，这毫无疑问，”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裴敏欣说。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方式非常适得其反”。

裴敏欣说：“政府的行为往往不是谨慎行事，而是过度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