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公安系统认知悄然发生变化 不认可西方普世价值

10月18日，据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报道，自2020年中共整顿政法队伍，首当其冲的是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公安机关不断有落马甚至有主动投案者，这其中便包括曾经主导“天上人间”扫黄案、雷洋案、维权律师群体案等要案的中国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傅政华等。

【习近平对公安系统认知悄然发生变化 不认可西方普世价值】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主导下，公安机关的首要职责是为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即维稳，其对象则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https://t.co/QVutl1lVxX pic.twitter.com/AnPSVb35Sk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October 18, 2021

政法体系大整顿，成效明显背后是中共最高层对公安系统的认知悄然发生变化，正在推进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运动，或可视为对这一问题的“拨乱反正”动作之一。

在此之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9年出席了时隔16年召开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这次为期两天的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不少“新思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肯定公安机关在发挥专政职能，打击犯罪和捍卫社会治安的同时，也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

“要积极预防、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确保社会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既要解决合理合法诉求、维护群众利益，也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社会秩序。要积极预防、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确保社会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既要解决合理合法诉求、维护群众利益，也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社会秩序。”

这就要求公安机关“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事实上，这并不是习近平首次提到这一问题。早在2014年年初，习近平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将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分别视为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核心价值，“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这是与以往颇为不同的取态。尽管中共高层仍然认为“维稳”是这一国家强力部门的重要职责，但是习近平突破了以往将维稳与维权对立，将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对立的思维定式，而是认真地要保护普通人的合法权益，虽然要达到这个目的还尚需时日。

简要讲，从维稳到维权，是习近平政法体系改革中一个代表性的核心要求，更是拨乱反正的具体表达。

中国公安机关的建立根植于列宁主义国家专政工具学说，在中共建政初期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发挥着镇压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破坏的安全保卫职责。事实上，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主导下，公安机关的首要职责是为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即维稳，其对象则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催生中国社会利益多元、矛盾频发的背景下，公安机关的维稳角色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凸显。自1990年代开始，公安机关在国家政府维稳需求迫切的背景下权力膨胀。1998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公安部设立小组办公室。到周永康以中共九大常委之一主持政法的时代，公安机器权力达到顶峰，已隐然有“失控”为独立王国的迹象。

这很显然刺激了某些野心家的私欲。在中共已公布的案例中，最为严重的是个别人形成团团伙伙，并有逐渐脱离中共党组织领导的迹象，谋求进一步的权力和利益诉求；其次，则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不惜滥权和选择性执法，保护本家族本群体利益；再者，继续以维稳为目标，漠视底层民众、弱势群体利益，打压维权律师群体，甚至草菅人命，制造冤假错案……

对于政府来说，社会秩序诉求优于团体和个人合法权利保护，刺激了维稳机器的扩张和异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试图逆转这一局面，采取了诸如扫黑除恶、公安整顿等一系列措施，呼吁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当然，说易行难，目前还远远达不到。

这就是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这里所谓“维权”当然是指相对于国家公权力之外的私人权利，从最基本生存发展权利，“上访”的权利，检举揭发控告的权利，乃至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权利，等等。

这种转变，对于“习惯性”炒作中国违犯人权的西方来讲，或许带来了一定的震撼。但中国对于人权的理解与西方显然是不一样的，就如同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中国并不认可西方所宣称的“普世价值”，对他们而言，普世价值在不同的地方，民族与人群中有不同的内容。至于人权，中国一直认为，生存权，才是人的基本权利，而西方宣扬的人权则更重个人自由等政治权利。

东西方两种体制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存在相当大差别。也许对北京来说，现在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公安机关已经不能被完全视为阶级斗争的镇压和维稳工具，它必须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提供更具人性化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向更高阶的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唯有更加重视和解决人们个体的合法权利诉求，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否则就不符合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编后：

《多维》的此篇文章为习近平最近的“打虎”行动进行了“高度”包装，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其中阐述的，习近平要带领中国向更高阶段的社会发展，暗指要向社会主要高级阶段进入“共同富裕”，与毛泽东当年的“大锅饭”类似，短短30多年，中国就已经能够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这样的拔苗助长恐怕最后竹篮打水，而受灾受难的只有中国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