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缺乏适当的政策工具实现习近平大幅扩张的目标

1月6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与一年前相比，中国踏入2022年的气势有所减弱。一年前轰轰烈烈的经济复苏随后被新冠封锁举措、能源短缺和房地产市场降温羁绊住了。新增人口下降和国际关系的恶化为经济的长期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但是，让一些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最警觉的并不是这些挑战，而是政府处理这些挑战的不可预知的高压手段。去年，这一现象表现在突然无理由叫停在线辅导、针对“娘炮”男明星的运动、对燃煤时断时续的限制以及面向消费者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打击上。

可以肯定的是，即将公布的数据应会显示中国去年仍实现了稳健增长。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在外界的质疑声中赚得了口碑。凭借被称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政策，他们自1978年以来一直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命运，实现了惊人的增长。

但重要的是了解背后的原因。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经济学家Barry Naughton在《中国产业政策的崛起：1978-2020》（"The Rise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1978-2020."）一书中写道，中国此番增长并不是因为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干预。“纵观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提出了各种规划和产业政策，最终却因不切实际、不可行或无法正常运作而被放弃。反而是不断壮大的市场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他写道。“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在1998-2005年期间逐渐销声匿迹。”

Naught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中国决策者虽然不断进行试验，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但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也就是增长，这在当时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是中国与早期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一个共同点，即全力以赴谋求增长。

但自2006年以来，中共调整了路线，愈发寻求指引中国的发展。Naughton称，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从脱碳目标到鼓励生育，中国政府要实现的目标迅速增多，但至今还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口号，反对财富不平等。西方市场民主国家拥有精心设计的累进税制和社会财富转移体系，以减轻不平等。Naughton指出，相比之下，在中国，所得税贡献的财政收入相对较少，而且几乎不涉及资本收益。2014年，中国宣布了改革这一制度的计划，但尚未付诸实施。

Naughton表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尚未扩大财富转移体系以缩小城乡差距，在改善贫困省份的财政资源方面，也只采取了一些规模较小的举措。习近平去年的一次讲话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在讲话中，他呼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警告说，要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由于缺乏像西方这样的财富再分配工具，中国共产党转而对富有的商业领袖进行打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宣布了大手笔的慈善捐赠以安抚北京方面。

其他政策举措也存在矛盾：北京整顿房地产行业的目的之一是让住房价格保持在可负担范围内，但却在破坏房地产开发商的稳定，并威胁到经济增长。煤炭供应一直受到碳排放目标、煤矿检查力度加大以及对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的非正式禁令的挤压。但许多发电厂由于受制于电价上限，无法将煤炭供应紧张导致的成本上升转嫁出去，因此停工了。

尽管中国缺乏自由民主国家赖以纠正政策失误的选举和制度，但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通过集体决策和共产党高层的任期限制，发展出了一套自我纠正机制。

但是，随着习近平摒弃了任期限制并巩固了权力，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他的个人判断，而没有政府其他部门或私营部门站在中间立场发挥影响。Naughton说：“习近平的改革理念一直意味着更短、更明确的指挥链。他把有效的国家管理定义为政府指令能够高效传递。”他指出，其他社会拥有相应工具，可在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但习近平表现得好像不存在权衡。‘这就是我的看法’。”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此前已报道，习近平希望限制中国向资本主义演进的过程。他的想法和毛泽东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也是一个“微观管理者”， 会干预大大小小的政策事务，经常出其不意，甚至有时让人捉摸不透。一些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这种做法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官场会形成回避风险的氛围，而这会放大、而非缓和习近平喜欢干涉的冲动。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科技领域分析师Dan Wang本周写道，习近平的政治遗产之一是，要求官员在实施控制措施方面宁可用力过猛，这导致党内官员现在试图证明自己比总书记还要支持马克思主义。他表示，政府采取过度、而不是过少控制措施的可能性较大。

这构成了两组截然不同的风险。首先是对中国自身经济活力的风险。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负责中国研究的合伙人荣大聂（Dan Rosen）说，中国“允许自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结果”的承诺正在失去公信力。他表示：“他们越来越多地主张，对于所有这些正在被重新监管的行业，将在市场份额、资本获得以及控制等方面进行政治考量。所有这些迹象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Wang则没有那么担心。他表示，这场监管行动不足以让中国失去活力。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时，或许会发现，去年夏天可能是中国抑制其“镀金时代”（Gilded Age）过度行为的高峰时刻。

第二个风险是对全球而言的。中国经济体量在全球的占比越来越高，与全球的连接越来越紧密，而中国的政策制定却变得越来越不透明，越来越难以预测，且程度远超上一次一个人说了算的年代，也就是毛泽东掌权的上世纪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