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未来十年人口健康问题 老化 就业关系脆弱化

来源：思想坦克

作者：郑雅文 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教授

世事瞬息万变，历史的发展像是惊涛骇浪之中前行的船舶，要预测未来十年的人口健康发展并非易事。试问，谁料得到在2019年年底竟然爆发一场席卷全球的COVID-19世纪大疫，在短短两年已夺走全球近六百万人口。谁又能预测病毒的变异演化，即使在现在仍难以捉摸。不过除了重大传染病，许多人口健康问题的发展其实有其前因后果，仍可从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看见未来。

展望2032年，有几个显著影响人口健康的趋势值得关注，包括老化、数位化，以及就业关系的脆弱化。这些趋势都牵涉劳动与职场安全健康，也都与整体族群的健康不平等息息相关，有必要即早因应。

1.老化：长照体系的发展与劳动者保护

“总生育率”反映的是女性在其一生中预期生育的总子女数，一般而言必须维持在2.1，才能维持人口结构的恒定。台湾在1950-1960年间，总生育率年年高于6，但在1956年达到高峰后便一路急降，至1984年跌破2.1，至2020年更降至0.99，创下历史新低。最近十年来，台湾一直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低生育率国家，少子女化现象严重，而由于1950-60年代出生的世代人数众多，这个世代的人在十年后将迈入72到82岁。相较于生育率原本就偏低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台湾的人口老化速度快速，到2032年，全国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将超过50岁。

高龄化社会，势必伴随著退化性疾病与长期失能的快速增加，包括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失智等好发于老年人的慢性疾病，不但对既有的医疗与照顾体系带来庞大负荷，也将冲击家庭，尤其是照顾功能日益薄弱的脆弱家庭。目前已在日本与南韩出现的老人贫穷、独居，甚至孤独死等现象，可能也会是台湾社会的重要问题。

回应人口老化趋势，建立健全的长期照顾体系乃是当务之急。我国自《长照服务法》在2015年立法通过并于2017年施行以来，长照体系在服务对象、服务范围、人员训练与服务提供等诸多面向均有许多进展。然而，照顾服务员的劳动条件与薪资福利不佳，以女性占多数的照服员的劳动价值仍未被社会大众尊重，导致人员流失率居高不下。

根据职安连线的整理，照服员的工作内容相当庞杂，在高体力劳动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肌肉骨骼伤害与其他职业伤病；照顾工作也常有情绪负荷，容易遭受病患或家属的不合理对待而产生身心压力疾病；在疫情期间，照服员更承受了失业、染疫风险与社会污名。这些问题理应都能被预防。不论是透过辅具设备的提供、人员的培训、立法规范或是财源筹措，均需要积极的社会行动与政策作为。社会大众也必须更重视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才能让长照体系永续经营。

国人偏好聘用外籍看护工，一直是本国籍居服员劳动条件难以提昇的原因之一。过去十年间，台湾的社福外劳人数稳定上升，至今已达23.5万人。劳动部日前宣布将研议修法，让具一定技术能力且在台工作达一定年资的外劳，得以申请永久居留并能携眷来台。从人权角度来看，以移民方式接纳外劳，确实较能保障劳动者权益。不过移民政策一旦开放，势必大幅改变长照体系的劳动生态。如何保障外劳、移民劳工与本国籍劳工权益，确保平等待遇，将是重要的政策议题。

2.数位化：数位资本主义下的优胜劣败与社会不平等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数位革命。台湾的资讯通讯科技发达，网路涵盖率高，产业自动化程度相当进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与演算法（algorithm）等新兴科技不断推陈出新。自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职场的数位转型更加快速。在许多国家，远距工作（telework）、平臺工作（platform work）、虚拟办公室（virtual office）、线上会议等工作模式大幅成长，未来即使疫情趋缓，也将成为主要工作模式。

在医疗与照顾场域，远距医疗（telemedicine）、行动监测、远距照顾等技术在不少先进国家被广泛应用，台湾虽有法规限制，但未来很可能在趋势之下逐渐放宽。可想见的是，医疗、生物技术与资讯科技的结盟，将成为下个十年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力。

全球性的数位革命为产业创造庞大商机，带来许多就业机会，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然而数位革命伴随的负面影响已然浮现，包括资讯安全、数位监控、数位威权，以及过度仰赖资通讯科技对实体社区、人际互动、资讯传播，以及个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例如假讯息、网路成癮、网路虚拟世界对儿童青少年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资讯过量造成的疲劳等等。

区域与族群间的“数位落差”（digital divide），也将使既有的社会不平等更为恶化；首先会被排除的族群将是年长者、不善用使用电脑科技的族群，而原本就拥有语文、技术与设备优势的人，将更能从中获利。

在劳动场域，产业自动化趋势，将使低阶劳动族群面临结构性失业威胁。国际劳工组织在2016年出版的报告书便指出，由于产业自动化趋势，低廉的劳动力对于国际大厂而言已逐渐失去经济诱因，因此在纺织、成衣、制鞋等劳力密集产业聚集的东协国家，很可能未来二十年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在自动化普遍的职场，人与机器共事，将使劳工处于孤立与原子化的处境，难以形成集体力量；随著数位监控技术的发展，劳工也将面临更加绵密的监控。

在数位化趋势下，劳工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缺乏数位能力的工作者势必面临被淘汰的压力。不过，自动化并不必然带来失业。国际劳工组织在2016年出版的另一份报告，便比较欧美几个工业大国的自动化程度与制造业失业状况，结果发现这两者不必然有关，例如德国、芬兰与丹麦的自动化程度高，但并没有严重失业问题。此报告强调，积极保护劳工与社会的政策，是对抗自动化冲击的重要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将“2030双语国家”列为重要政策，并编列庞大预算来执行。此政策虽然可能提升台湾在全球数位经济上的国家竞争力，但此政策恐将使英文能力不佳而被排除的落后者产生相对剥夺感，此问题恐难用广发行动装置到偏乡学校来解决。美国近年来民粹政治兴起，劳动阶层对菁英治理的愤恨而带来的治理危机，实应作为殷鑑。

台湾长久以来有“高出低进”的现象，意即，高学历高技术性人力流往高薪资国家，而低阶低技术性人力（如产业外劳、社福外劳）大量移入。除了少数例外（如医师），台湾高阶工作者的薪资普遍低落，在国际上并无竞争力。在这样状况之下推动双语化政策，是否反而会加速专业人力的外流，直接挹注高薪国家的人力缺口（例如菲律宾、印度的医护人力外流至英语系先进国家），或被吸纳进入全球跨国企业，也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3.就业关系的脆弱化：低薪、过劳、斜杠、零工

台湾在2002年前后受亚洲金融风暴与全球经济波动影响，失业率大幅攀升，当时过劳猝死案例出现，劳委会在劳工团体的压力之下，逐步修订职业病认定指引，使得职业心脑血管疾病案例自2006年以来开始出现，至目前每年均有60─80件。劳动部强化工时方面的劳动检查，并在2013年修订《职业安全卫生法》，将预防过劳的雇主责任纳入法规；2016年前后《劳动基准法》修法，则发生一例一休争议。有关过劳问题，法规在过去十几年来有许多进展，然而工作者低薪、长工时、高负荷的血汗劳动处境，仍是许多职场的普遍现象。

如上述，资讯通讯科技的快速发展，造就了“平台经济”，创造出更多即时性且非典型的工作型态，其中尤以2009年创立于美国旧金山的优步（Uber）最为显著。Uber开创之初以“共享经济”为理念，但很快转变为营利性劳务媒合平台，且快速拓展至全球许多城市。平台工作五花八门，不仅止于可见度高的载客与外送服务，还包括各种劳务工作，以及高技术性工作如网页设计、程式设计、金融行销、翻译、客服、商业管理、諮询、教学、心理諮商等等，未来将有更多实体工作会被线上工作取代。

平台工作的共同点是就业的不安定，包括劳雇关系的不稳定甚至消失、经济收入不稳定、缺乏劳工集体力量、缺乏劳动权益与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平台工作的零工型态，让工作者必须在片段与临时性的工作任务之间转换，长期的不安定感本身即是一种身心压力来源。平台经济下的就业不安定，以及伴随的过劳、工作贫穷、身心健康风险，也将是未来十年可预期的职场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