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多毕业生1076万 就业最难一年 招聘缩水

4月15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即将迎来毕业季的中国本届大学生，也将面临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3月开始的春季校园招聘活动已启动月余，但不少高校生前景依然没有着落，其中有不少毕业生是第一批即将迈入社会的“00后”。

“史上最多毕业生1076万”的话题今天（15日）冲上微博热搜，目前已被阅读4.6亿次。网民怨声载道，应届毕业生更感叹想成为打工人竟如此艰难。残酷的竞争、行业的变化、疫情的冲刷等因素迭加，让史上最多毕业生之年，也成为史上最残酷的求职季。

中国人力资源央企中智公司的调研显示，近六成企业认为2022年高校生就业形势严峻，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可能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最为艰难的一年。”

求职人数高涨

求职市场与任何市场一样，受最基本的供需关系影响。今年中国高校生在找工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同一职位被多人争夺，竞争激烈。

从供给端看，2022年中国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多达1600万人，为多年来新高。当中，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为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这在规模、增幅均创历史新高。

而未来数年，高校毕业生仍将以每年超过110万人的规模持续增长。所以说，如果今年找不到工作，或延缓求职，明年会更难。

除了1076万名毕业生外，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外留学生归国，今年海归就业的学生超过100万，让本已拥挤的就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更让人感到不容乐观的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攀上顶峰之际，一些传统毕业生就业的“蓄水池”，却出现明显收缩。

传统招聘“蓄水池”缩水

房地产、教培、互联网等行业人力需求收缩的现象显而易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高校毕业生秋招行情》显示，房地产和教培行业招聘量均跌出前十；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也分析，进入2021年第四季度，教育/培训行业的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人数10月至12月逐月下降。

这当然跟这些行业本身受到的冲击息息相关。2020年8月房企融资“三道红线”政策出台，以恒大为典型的高杠杆扩建模式走到尽头，房企负债高的同时也面临房市低迷，缩紧开支、减低招聘可想而知。

互联网大厂去年经历了反垄断等监管风暴，教培行业更是被双减政策横扫殆尽。事实上，中国不少互联网公司正在大裁员，阿里、腾讯、美团等纷纷加入裁员大军。

《中国基金报》3月底报道，京东多个业务板块正在大裁员，比例在10%至30%之间。讽刺的是，京东此次裁员还玩出新花样，将被裁员工称为从京东“毕业”，网传京东人事部的邮件写道：“毕业快乐！恭喜您从京东顺利毕业！感谢一路相伴！”

视频平台哔哩哔哩（B站）也有类似操作，将裁员称为“毕业日”。社交平台上，有网友晒出B站将裁员说明流程称为“bilibili毕业日各项事宜指引”的截图。

这些企业给“毕业即失业”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有网民调侃，既然裁员如此“情谊满满”，能不能选择留级？

但在另一方面，一些行业急需人手却招不到人。央广网报道，一项调查显示，83%的制造企业表示有不同程度的蓝领用工荒。但大学毕业生渴望一份坐在办公室内的白领工作，因此导致供需错位、“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

搜狐公众号“老汪财经日记”昨天发表的一篇评论写道：“不断提升国民教育素质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高端岗位匹配给大学毕业生，必然形成高能低配的问题。这实际形成了国家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疫情反复重创就业市场

中国大陆近来疫情反复，金融中心上海仍未走出阴霾，除了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坚持动态清零的代价之一便是就业市场受到重创。

疫情导致不少企业缩减开支，清零政策更给企业增添不确定性：工厂可被封控、员工可被令足不出户、产品或服务可在防疫政策下无法进入市场……这些都逼迫企业步步为营、谨慎求稳，多请一名员工就等于多一份开支。

当然，一些行业因疫情而蓬勃发展，譬如游戏行业、外卖平台等等，但上文已提到，这些行业本身也面临挑战。

另一方面，求职过程也因各种防疫限制受到影响。跨省市的面试须通过视讯进行，大规模的线下职业展在一些城市也不可能举行。

到北京一家初创公司实习的大学毕业生王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与她一同实习的多是大二、大三学生，他们在积累实习经验，她却渴望一份正式工作，但转正机会渺茫。由于疫情反复，行程卡已经挂上星号的她难以自如地到其他省份面试、实习，这意味着一些工作机会正在离她远去。

上海一家企业的人事部人员说：“现在大家都被封在家中……每年3月市政府在线上、线下举办的招聘专场没有音讯，此时一家上海企业即使在线上招聘也没有信心得到反馈。”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也说：“形势比较严峻……即使企业有招聘需求，由于疫情防控，毕业生也难以进行线下面试、实习”。

“慢就业”能解决问题吗？

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说，2022年可能是有史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最大的一年，“一方面，供给高速增长，高校扩招逾20年，今年创下高校毕业生规模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加之今年疫情、俄乌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高校毕业生供需矛盾增加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曾湘泉发现，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后，高校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的比例上升。所谓“慢就业”，指的是大学生毕业不马上就业，而是暂时选择深造、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等。

曾湘泉说，更多毕业生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尽管现在仍有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毕业生会选择“二战”考研、考公公务员，但现在研究生供给增加，就业也面临困难，这些都会推高当前的失业率。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具备“慢就业”的先决条件，有家人支持、经济底气的应届毕业生，自然可选择暂缓求职，但若条件拮据，大学毕业需要立刻有经济来源的青年，则别无他选，必须硬着头皮在残酷的就业市场拼搏，即便最终找到的岗位并非自己心仪的。

即便选择“慢就业”，也只是暂缓终究要面临的挑战。无业几年后在进入求职市场，恐怕面临比今天更大的挑战。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4月7日在主持召开就业形势座谈会时说，当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就业工作面临的形势复杂严峻。人社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多元且复杂的，政策的实施即便能精准落实，也需要时间奏效；疫情防控、国际形势等变化恐怕也需要其他因素配合才能改善。而在这期间，青年就业难会传导到其他方面，例如中国生育率下降等问题。

“老汪财经日记”的评论谈及“慢就业”时写道：“你想想，如果你三十岁生娃，等到孩子研究生毕业，你都快退休了。而孩子步入职场，立足未稳，就立即面临结婚买房生子，一系列重压。这个社会能不焦虑吗，愿意结婚生娃的年轻人能不减少吗。更别说三娃政策了。”——如果孩子因找不到工作无法按时步入职场，问题恐怕更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