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情报局发布重磅信息 福奇资助武毒所引发新冠疫情

6月18日，华盛顿特区 - 美国国家情报局发布重磅信息确认了福奇（Anthony Fauci）资助了引发新冠疫情的武汉实验室研究，造成全球1000多万人死亡。新的证据还显示福奇操纵情报，并向国会撒谎，试图掩盖其邪恶罪行。不仅如此，福奇还打压寻求真相的吹哨人，否认新冠有药有治的事实，协助强行通过mRNA“疫苗”的“紧急授权”，并变相强制疫苗。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安东尼·福奇作为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负责人，动用数百万美元的美国纳税人资金，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WIV）针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的危险的“功能获得性”研究——这项工作如今被广泛认为是引发疫情的实验室意外泄漏事件的源头。

今天，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公布了一批此前未公开的通讯记录和文件，揭露了福奇如何与情报界（IC）内那些政治化、谋取私利的高层官员勾结，掩盖真相：包括他本人的行为、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的事实，以及他在主导美国资金资助这项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和无数生命损失的危险研究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文件揭示了福奇如何直接影响并操纵情报界对新冠疫情的评估，以及他如何在2024年向国会撒谎——当时他在宣誓作证时，否认自己知晓或参与过与情报官员关于病毒研究的讨论。

您可以点击此处查看这些通讯记录和文件。

“新冠疫情给数百万美国同胞和世界各地无数民众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与痛苦。在经历了多年的谎言、审查和掩盖之后，美国人民理应获得透明度、真相和问责，”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说道，“用来掩盖真相的手段完全出自‘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惯用伎俩：像福奇这样政治化且谋取私利的领导人，掩盖了自己的不当行为和滥用权力的行径，操纵情报，向国会撒谎，并通过限制民选总统获取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关键事实，来破坏总统的职能。现在是美国人民了解真相的时候了。”

今天公布的这些材料，是加巴德总监为落实川普总统关于“最大程度透明”的指令，历时一年进行解密审查的成果。在此过程中，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的官员收集了多位情报界内部“吹哨人”的证词。这些吹哨人报告称，因质疑情报界操纵关于病毒起源的情报而遭到了报复。这些证词揭示了一种压制异见、让批评者噤声并掩埋证据的明显模式，这种模式损害了情报界的诚信，也辜负了美国人民。

福奇与情报界的密切关系使他在疫情期间得以担任三个关键角色，这不仅让他掌握了巨大的影响力，还使他免受外界的严格审视。

• 福奇资助了与大型制药公司及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通用疫苗”研发相关的、具有高风险性质的冠状病毒研究。
• 福奇是幕后推手，他与自己亲自挑选的专家一道，促使情报界支持“病毒源于自然界/动物”的说法，以此掩盖他那危险的研究工作。
• 福奇成为了全国性的疫情“权威评论员”，并公开散布谎言、虚假信息以及推行审查制度。

福奇与情报界的关系左右了情报分析及公众舆论导向

在整个疫情期间，福奇与情报界内部那些政治化倾向明显的领导人构建了一个互为支撑、自我服务的反馈闭环。他指派由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资助的特定科学家向情报界提供建议。这些意见左右了官方的情报评估结论，而这些评估结论随后又被作为“科学共识”公开引用，以反驳“实验室泄漏论”。

根据对数百封已披露邮件的审查，情报界几乎全盘采纳了他的建议。福奇曾力推一篇具有欺诈性质的论文——该论文的发表正是由他促成的——并将其作为可靠信息供情报界参考。资深分析师对福奇推崇备至，视其为通往“真正冠状病毒专家”的公正向导，而非仅仅将其看作一名“政策制定者”；与此同时，他们却对那些可能与福奇论调相左的专家置之不理。

福奇向国会撒谎

今天披露的通信记录与福奇2024年在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作证时的陈述直接矛盾。在那次听证会上，福奇在宣誓后被反复问及，在疫情发生前、期间或之后，他是否曾就“病毒研究”与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防情报局（DIA）或任何美国情报机构进行过沟通。福奇多次回避这些问题，随后虚假地声称：“就我所知，没有涉及新冠病毒（COVID）的内容。”

针对寻求真相者的报复行为

多位举报人的证词显示，那些质疑福奇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结论的情报分析师面临着报复威胁，遭到边缘化，并往往在职业生涯中受挫。这种做法压制了异议，助长了一种为了迎合主流观点而牺牲真相、掩盖可信证据的恶劣风气。

以下是加巴德（Gabbard）局长已提交给情报界监察长（Intelligence Community Inspector General）的举报人陈述案例：

• 一名承包商在向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举报后的短短几天内便遭解雇。
• 对于那些支持“实验室泄漏假说”的分析师，管理层提醒称，晋升人选将由领导层决定。其传达的信息不言自明：若对那项经人为操纵得出的结论持异议，将会断送职业前程。
• 据称，高层领导为举报人设置了重重障碍，例如坚持要求管理人员或律师出席ODNI的相关会议，从而取消了投诉流程中的匿名保障，营造出一种令人胆怯的威慑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