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28暴动案被告简健煌陈情书引经据典慷慨激昂

2021年12月4日，26岁的香港7.28上环暴动案（2019年）被告简健煌，穿上一身整齐的黑色西装，在西九龙法院大楼作求情陈词。他在开审前已认罪，这次陈词的意义，除了请法官减刑，更是为了直抒胸臆，为时代留见证。陈词完毕，旁听席掌声四起，辩方大律师亦忍不住拍手称快。

以下是陈词全文：

“阁下你好，多谢阁下劝喻我申请法援，但我选择用暴动罪被告身份作以下陈述。

先说暴动的近因，7 月 28 日本来不是特别日子，是因 7 月 21 日警方对暴力纵容，令很多人感到寒心，当晚是民愤最深的一晚。7 月 27 日在元朗南边围的示威，以及 7 月 28 日的本案，都承载住这种对不公义的愤怒。

至于暴动的远因，我认为是民意不被彰显，正如马丁路德金曾经所说：“暴动，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政府或法庭对于暴动的定性，正正是政府漠视民意，导致民怨冲天。我直言是暴动而不讳，因为当一个城市有暴动的时候，应该感到羞愧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我们曾经相信和平的力量，6 月 9 日，103 万人；6 月 16 日，200 万人，两次过百万人的游行井然有序，展现出民意如山之意，更赢得国际称号。但政府依然无视市民要求撤回修例的声音，继续独行独断，引出以后一连串的示威及暴动。

7 月 1 日在立法会里面，“是你教我和平是没有用的”这句涂鸦，刻画了多少无奈？多少失望？又有多少悲痛？火光熊熊，暴动作为社会的病徵显然易见，但背后原因往往无人问津，包括判暴动的法官。曾经有法官在判刑时说：“不知道示威者争取甚么、示甚么威”，我认为示威者争取的，是社会上的话语权，去参与社会运动、决策，亦即是所谓的“还权于民”。

好可惜，现时制度没有给予市民充分的话语权，亦没有任何和平方法能够扭转这种制度，当社会充斥著逆民及无可反抗的政策时，制度就成为一种压逼。“哪里有压逼，哪里就有反抗”，以“枪桿子出政权”的毛泽东一句点出了革命的因由，控方赖以起诉我们的《公安条例》，是因六七暴动延伸，虽然曾经因为人权争议而撤销，但主权移交过，在位于深圳的临时立法会之中“借尸还魂”，并无民意授权。

选举近了，随著选举制度被完善，立法会只剩下 9 分之 2 的直选议席，民意授权每况愈下。身为被法律管束的市民，我不禁想：我们还有没有义务，遵守自己从未同意过的契约？阁下听到这里，或认为我毫无悔意、重犯机会高等等，但我认为重不重犯并不在我，或往后有没有暴动，亦不是市民能够决定的事情，而是在于政权。

在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结尾，剧中的皇上担心丐帮人多势众会威胁他，要求丐帮帮主解散丐帮。丐帮帮主回应：“皇上，天下有多少乞儿，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皇上你决定的。如果皇上治理得天下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又怎会有人想做乞儿呢？”

阁下，我期望的固然是政府还权于民、聆听市民声音，并且尊重市民民意，化解暴动的因。但政府现在反其道而行，以铁腕扼杀咆哮，不求解决问题，只求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又怎样叫市民安心呢？若我能说到此，我要感谢阁下宽宏大量，因为能够畅所欲言并非必然，我要多谢我曾经的律师团队，亦要多谢为我写求情信的人，我不想浪费为我写求情信的人的心意，所以我将 14 封求情信呈上法庭，是有些多但希望阁下拨冗读一读，当了解一下我。

阁下会发现，若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正如刚才石大律师所言，我或我们不是会坐监的人，虽然我案发时的确有些鲁莽，但我并不认为出发点有错。撇除对身边人的愧疚，我亦无愧于心，所以我不打算求情，但都欢迎阁下轻判。

最后，引一小段屈原的《离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在这个太平得好像太平间的一样的时代，这份陈情书是我尝试活在真实之中，一份小小而实在的挣扎。我的求情到此完毕，多谢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