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处境不明最高层求情 习近平消灭“资本家”之路开启

最近马云的消息在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被揭露，但马云的行踪仍然成谜。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的报道通过马云私人飞机的行程安排，揭露了马云从2020年10月出事以来的行踪，称马云虽然不得不保持低调，但没有外逃或软禁，甚至还飞往北京斡旋向中国最高层求情。

之后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曝出消息，称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清算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要求阿里巴巴跟马云切割，出售媒体资产，进行各种整顿，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阿里巴巴现有的局面。

风闻传言不绝于耳。对于马云而言，他的困难时光远未过去，恐怕还要在汹涌的监管大潮中颠簸一段时间。

3月17日，总部在北京的多维发表评论文章，题目为《重蹈王健林“覆辙”　“人民企业家”马云如何走出泥潭》，文章指出，自2020年10月在上海外滩讲话现场质疑中国金融监管政策后，马云在官方语境中迅速“失宠”了。他在演讲中直接挑战中国的金融体制，宣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批评中国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强调创新一定要付出代价，“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世界上没有没风险的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

马云演讲结束未几，中国金融监管层便密集入场，反驳之力度、言辞之激烈都是以往罕见的。不唯如此，官方除了同其“打嘴仗”之外，还直接出手叫停蚂蚁集团在港上市。更糟糕的是，马云“意见领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迅速由“人民企业家”变为“资本家”，在大量中国网民眼中，马云过去关于“996”等高压工作强度的推崇，同他对官方监管的不满联系起来，似乎其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资本家底色了。

这不是简单的公关危机，而是马云和他的商业帝国面临的结构性危机——或者重新结构，或者被动解构。

境遇倒转只在旦夕之间。同样曾是中国首富，同样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代表，王健林走过的“覆辙”，这次迎来了马云。

作为阿里巴巴的精神领袖和实际控制人，马云应当带领这个庞大的资源集合体深度参与到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即便目前深陷尴尬境地，他也仍有这样的能量，推动阿里成为一个“更好”“更硬核”的复合型科技企业，而不是沉迷于无限延伸其影响力，以网住更多拥趸。

在中国，这不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王健林和马云共同犯的错误是，其发展不再处于“安全”的轨道之内了。在北京的视角中，民营企业的摊子尽可以铺得大，但底线是发展路径安全可控，不管其从事何种业务，意图实现何种创新，决不能尾大不掉，甚至自诩“大而不能倒”，威胁到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对资本和金融安全失去分寸的挑战，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也许经过这样的波折，马云和王健林都会有新的体悟，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新”。

此前，在2020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也发表评论马云的文章，题目为《从“马爸爸”到“吸血鬼”，中国为何向马云“开战”？》文章指出，马云公众形象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政府对其商业帝国越来越多的批评。深层次里，看到的是一种更深、更令人不安的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企业家和私营企业将会面临麻烦。习近平认为奴性和忠诚高于一切。

习近平对他心目中的理想资本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毫不掩饰。在蚂蚁金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被叫停的十天后，习近平参观了一个以曾活跃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实业家张謇为主题的博物馆。张謇曾帮助建设他的家乡南通，开办过数百所学校。习近平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他的时代，商人也应该把国家利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

马云以发表大胆言论和挑战当局闻名。2003年，他创建了支付宝（后来它成为蚂蚁金服的一部分），让他的商业帝国打入国家控制的金融世界的中心。“如果因支付宝要坐牢，那就让我去，”他当时对同事们说。

 他有时会微妙地挑衅政府对其反抗姿态的惩罚。关于蚂蚁金服的业务，他曾多次表示，“如果国家需要，随时可以上交。”他的主要副手们也重复过这句话。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这句话当真。熟悉他的人认为这种说法非常“马云”。《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的一篇评论文章用的标题是《把支付宝献给国家？马云只是说说而已》。

马云面临的压力表明，中国政府监管互联网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虽然监管机构将在多大程度上对马云和大型技术企业加强管理还有待观察，但中国的亲市场人士担心，中国正在转向20世纪50年代的强硬路线，那时的中共消灭了资本家，把资本主义倾向比作杂质、缺陷和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