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背后的女科学家 苦熬40年钻研RNA 拯救全球

4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位女科学家卡蒂·卡里科（Kati Kariko），她帮助世界抵御了冠状病毒。报道指出，卡里科博士与热心的同事合作，为mRNA疫苗的研制奠定了基础，从而扭转了新冠大流行的趋势。

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的背后，都离不开这个66岁的匈牙利裔美国女科学家Katalin Karikó，没有她就没有mRNA新冠疫苗。

现在，66岁的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o）成为新冠疫苗开发的英雄之一，同事们都称她为Kati。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博士密切合作，为辉瑞生物科技公司（Pfizer-BioNTech）和莫德纳（Moderna）公司研制出的令人惊叹的新冠疫苗奠定了基础。

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卡里科博士一直专注于信使RNA （mRNA）——一种携带DNA指令到每个细胞蛋白质制造机制的基因脚本。她确信信使RNA可以用来指导细胞制造它们自己的药物，包括疫苗。

可是谁能想到，拯救美国的她，至今没拿过超过6万美元的年薪，苦熬40年研究的mRNA技术，一直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死胡同，没有科研经费。她也因此接连遭到被解雇+驱赶+降职+羞辱。

1955年，Katalin Karikó，出生在匈牙利南部一个名叫Kisujszallas的小镇，她的父亲，是镇上一名屠夫。他们当时住的房子只有1个房间，没自来水也没冰箱。

她生性乐观好奇，从小就喜欢在父亲工作时，默默地观察动物的心脏和内脏，从此便爱上了生物，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

1982年，Katalin Karikó顺利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并入职匈牙利一所大学，进行生物研究中心工作。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Katalin Karikó迷上了信使RNA（即mRNA）：当时业内认为，信使RNA，让控制细胞制造特定的蛋白质，那么一旦控制了信使RNA，人类就能知道细胞制造自己的“药物”，打造出一种全新的疗法，去抵抗疾病。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那个年代，信使RNA还只是一个基础研究，科学技术水平也实在有限。因此，几年下来，Katalin Karikó不仅没能突破信使RNA的研究瓶颈，同时，还因为专心研究信使RNA，没有别的科研成果，而被工作单位给开除了。

无奈之下，时年30岁的Katalin Karikó，只得另寻工作，但那个时候只有远在美国费城的Temple大学给她发来了offer。

她和她的丈夫，一位工程师，在黑市上以12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们的汽车，并把钱偷偷藏在2岁的女儿Susan玩具泰迪熊中，（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他们带走100美元）1985年，他们离开了匈牙利，前往了美国。

但到了美国，Katalin Karikó面临的挑战显然更多。

那段时间，研究信使RNA的科学家并不在少数，但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一个致命难题：信使RNA在到达靶细胞之前，会被人体的防疫系统破坏，简单的话说，就是信使RNA会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在当时看来，这几乎就是不能完成的事，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后，信使RNA也渐渐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大多数科学家都放弃了。

自然而然，面对着Kati的一心扑在信使RNA上的研究，Temple大学没能批准她的科研经费，研究团队也散了。

无奈之下，时年30岁的Katalin Karikó，只得另寻工作，但那个时候只有远在美国费城的Temple大学给她发来了offer。

她和她的丈夫，一位工程师，在黑市上以12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们的汽车，并把钱偷偷藏在2岁的女儿Susan玩具泰迪熊中，（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他们带走100美元）1985年，他们离开了匈牙利，前往了美国。

但到了美国，Katalin Karikó面临的挑战显然更多。

那段时间，研究信使RNA的科学家并不在少数，但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一个致命难题：信使RNA在到达靶细胞之前，会被人体的防疫系统破坏，简单的话说，就是信使RNA会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在当时看来，这几乎就是不能完成的事，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后，信使RNA也渐渐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大多数科学家都放弃了。

自然而然，面对着Kati的一心扑在信使RNA上的研究，Temple大学没能批准她的科研经费，研究团队也散了。

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

困境重重之下，19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脏病专家Elliot Barnathan博士给了Katalin Karikó一份工作。

新工作的职位为研究助理教授，要比Katalin Karikó原先的降了好几个级别，比副教授还要低一些，几乎就不可能获得终身教职。

也就在这份工作里，Katalin Karikó迎来了一次不小的突破，她和Barnathan博士合作，将信使RNA导入到细胞中，成功的合成了mRNA编码的蛋白！

这也就意味着，也许他们可以使用mRNA来改善心脏搭桥手术的血管，甚至还可以使用该技术来延长人类细胞的寿命！

但遗憾的是，当时针对mRNA的研究已如“一潭死水”，Katalin Karikó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被看好，也没有获得业内的关注。

更糟糕的是，因为屡屡申请的科研经费全部被拒，199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决定将Katalin Karikó降职，原本一直在向教授职位努力的Katalin Karikó，只能从一个个高级科学家们的实验室辗转，变为人手不够时的“替补”，彻底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Kariko说，“宾大的前主席对我的态度很糟糕，一度把我赶出了实验室，他告诉我，我可以去动物园附近一间小屋作为我的实验室。”

Kariko说，她在被降职后要求宾大的新主席恢复她以前的职位，却被告知她不是 “教员的料”。

但就在快走投无路之时，一次在复印机前的偶遇寒暄，改变了Katalin Karikó面临的窘境。

“那天我正在扫描东西，Dr.Weissman正好也在，我向他介绍，我是一名RNA方向的科学家，我目前着力在研究信使核糖核酸mRNA在疾病预防方面的前景。”

“万万没想到，Dr. Drew Weissman，也告诉我，他正在想研发针对HIV艾滋病的疫苗，或许需要利用携带特定遗传信息的mRNA，来诱发人体产生特定病毒蛋白。”

两人不谋而合，Katalin表示，那一刻仿佛遇到了“天选之人”，自己就如同在婚礼上激动的新娘，连声说道：“Yeah， I do， I can do it！太好了，我愿意，我可以！”

但即使如此，Karikó和Weissma“结合”后，还是遇到了不小的研究瓶颈。

在经过千万次的不懈实验下，他们终于发现“mRNA能用于改变细胞功能”，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在他们看来，大有可为。

然而学界和市场，却给他们泼了很多盆冷水。

Karikó和Weissman博士，拿着他们的mRNA技术项目，纷纷向各大基金委，申请研究经费，然而，项目审核小组却不认为mRNA是很好的治疗方案，将他们的申请，扔在了一旁。

然后，他们又向各大一流科研期刊投稿，但大多石沉大海，只有《免疫学》杂志在05年勉为其难刊发了他们的论文，但在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关注。

但Karikó和Weissman并不气馁，他们继续在实验室，埋头精进。

他们成功完成了在猴子身上的活体实验，进一步证明，mRNA技术，可以诱使动物选择制造蛋白质。而这样的技术，或能促使人体制造胰岛素，以治疗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上，同时，还能用于制造疫苗。

她回忆道，“Weissman博士联系了很多药厂和风投，但那时，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意。直到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Moderna和德国的医药公司BioNTech来到我们身边，愿意提供资金，以帮助后续研究。”

事实证明，Kariko死磕40年，坚守对mRNA的信念是对的。

mRNA新冠疫苗的问世，扭转了美国抗疫的窘况。

科学家们说，如果没有她，他们不可能在新冠疫苗竞赛中取得成功，甚至有人说，如果今年她没能拿诺贝尔医学奖，那么诺奖可以关门了。

但在Kariko看来，她最引以为豪的是女儿Susan Francia，她是两届奥运会赛艇金牌得主。

Kariko说，没有打算拿新冠疫苗获得的300万美元分红，用来买房或者改善生活条件。

她说，“我喜欢我所拥有的一切，喜欢我生活的地方和我所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很忙。什么都不会改变。”

当被问道“在过往年薪不到6w刀，科研处处碰壁的时候，是什么支持她没有放弃“时，Kariko只是微微一笑道，“mRNA是我热爱的东西，我从没想过它和金钱有何关系。”

现在她和丈夫仍然住在费城外郊区一栋简陋的房子里，工作狂的Kariko每天早上5点起床，跳上客厅里的划船机，用她那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就抗原、蛋白质、细胞等问题，跟丈夫交流切磋。

66岁大器晚成的Kariko的故事，也许正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最真实的写照：执着、坚持、不忘初心，40年如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