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驻华前外交官：推翻习近平势在必行 政变需要配合

4月30日，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表评论文章，题目为《在中国推翻现有政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Regime change in China is not only possible, it is imperative）。作者加塞德曾两度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他是《复活：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新书《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的作者。他认为，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习近平的领导，让中国真正享有宪政，才能让中国实现真正的转变。

他在书中写道：作为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我目睹了毛泽东逝世和改革开放的诞生。在接下来的30年中，随着中国共产党奉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战略，可以合理地假设，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经济自由化和财产所有权的增长将带来政治上的变革。

当我注意到该政权停止更迭时，我得出了“推翻现有政权势在必行”的结论。因为现有政权担心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会破坏其政治垄断地位，从而带来政治变革。

最近，我惊恐地发现美国及其盟国仍然抱有幻想，认为习近平领导的政权仅仅是威权主义的竞争者，仿佛我们正在按照双方都接受的规则进行一场博弈的游戏。没有人能唤醒美国这些民主国家的自满情绪。我确定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写一本能够揭示该政权真实本质的书。

当我为写书准备材料时，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共产主义政权不是专制而是极权。历史学家罗伯特·康斯特（Robert Conquest）将极权主义国家定义为在任何公共或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限制其威权的国家，并将该威权扩大到任何可行的范围。

中国的宪法将共产党置于法律之上，并且不限制共产党的威权。而且，中国无视南中国海的国际法，消灭香港的政治自由，还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该政权的种种行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其将权力范围扩大到任何范围。2013年1月，习近平就将他的目标定义为“一个将赢得主动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未来”。

习近平还为中国设定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目标。我们不能冒险让极权政权利用这种技术来驱动全球统治。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必须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成为对华战略的最高目标。这不是政府可以公开宣布的目标，而是他们必须积极追求的目标。

许多读者会对共产党的长久统治一直深信不疑。我们怎么能认为将中国从毛泽东主义的贫困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共产党可能会被推翻呢？

这种不可置信的态度证明了，我们数十年来一直被各种来自商业或者其他领域的故事所洗脑，认为中国的成功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会一直统治。这只是真实情况的一部分。此外，我们对未来的看法通常是由惯性决定的：我们自然倾向于认为世界将继续保持现状。可是谁能在1991年1月预言，在这一年苏联及其共产党解体了？

但是，即使有可能进行政权更迭推翻共产党，我们还应向中国指示应该被怎样治理？我们的目标不应是指示中国如何治理它，而是要鼓舞并让那些希望变革的中国人实现这一目标。

自1958年以来，我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态发展。我在北京有两次担任外交官的经历，并花了十年时间致力于研究俄罗斯、匈牙利、越南和坦桑尼亚的政治经济变革前沿。我在中国每天学习几个小时。我所学到的一切都使我相信，中国的政权更迭（推翻共产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

我看到有证据表明，这种极权主义政权在外表上强大而内在薄弱，而且中国的许多精英阶层都强烈反对习近平所遵循的方针。他们认识到，没有政治变革的经济改革，已经对中国大陆造成损害，并危及他们的利益。矛盾的是，他们保留自己的财富和权力的最大希望恰恰在于彻底的政治变革。

共产党的力量，是对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经济的控制。而它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它依赖控制而不是信任。

2020年的“蚂蚁金服”事件表明，即使是最成功的中国企业家，那些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在金融科技或电子商务领域建立了商业帝国的人，中国政府也可以在最后一刻通过政治命令取消其创纪录的IPO计划，或者没收他们的财富。

在中国，大量私营企业和中产阶级，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有进取心，但实际上被剥夺了财产权和政治权利。中国企业家可能会驾驶玛莎拉蒂并将儿子送往哈佛，但他是一名政治奴隶。中国的经济成功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奋斗。但是中国人民没有选举或者罢免最高领导人的权利。这样的政治体制滋生了不信任和怨恨，是中共政权软弱的根源。

根据中国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用于内部安全维稳的预算远大于国防预算。相比外部的敌人，共产党更害怕内部的敌人。

如果我们撇开该政权自身关于成功和自信的叙述，就会发现，这个声称自己无所不能的政党缺乏解决长期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能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惊人的高经济增长率一直依赖于信贷投放，直到公司债务达到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构成风险的水平。由于担心引起广泛的违约和大规模的失业，中国政府缩减了债务。由于缺乏人民的信任和民主合法性，它担心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但这对恢复经济至关重要。

中国的公共部门处于僵化和亏损状态，但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的扩张，因为担心私营企业会破坏其政治垄断地位。为了保护国有企业，中共保留了主要银行的所有权，从而可以迫使它们支撑这些国有企业。私营公司无法从国有银行借到资金，只能依靠影子银行，因为后者的做法缺乏透明度，并且存在风险，不利于监管机构的计算。

这些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停止向自由市场过渡的后果，时未经任何政治改革就实现部分经济自由化的后果。但是，这种固有错误策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经济后果。例如，目前一种官方认可的中国道德危机，就是一些高层干部官员通过腐败致富的行为。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解决了症状，而不是根源，因为根源是系统性，例如依赖腐败以保留对目前制度的忠诚。要想解决根源，只能通过系统改革来实现，例如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新闻自由，这是习近平所厌恶和不能接受的。在缺乏系统性改革的情况下，共产党只能修补问题，而不能有效地解决它们。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才能的精英阶层的许多成员都理解这些问题，并认识到不改变政治制度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里，我仅举两个证据。首先，在2011到201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之间最大的合作项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此后李克强发布了《中国2030》的报告，这是一份范围广泛而影响深远的报告，该报告用适当的遮遮掩掩的措辞表明，如果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该政权就必须接受多元化并放松其对社会的窒息性控制。

其次，在2020年2月新冠疫情袭卷中国时，中国宪法学的主要学者之一许章润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断言中国目前的政体正遭受“系统性阳痿”之苦，并得出结论：中国蓬勃发展的方式是“追求宪政民主并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制度”。

缺乏政治改革的破坏性后果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明显。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该政权一直奉行各种战略，例如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无视国际法以及无视国际条约承诺，这些态度已导致其他国家态度发生了巨变。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习近平的过度自信，但也有一个系统性的层面：极权主义政权在制度上无法预见和理解民主社会对其的反应，以及西方国家价值观和制度的固有力量。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具破坏力的例子是他们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从良性伙伴变成对手。

当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后，两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科夫里格（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在中国被拘留时，我想起了英国记者安东尼·格雷（Anthony Grey）的案子，他于1967年至1969年在北京被劫为人质。我永远无法忘记自己被允许对他进行短暂的领事访问的场景，因为他当时忍受了两年的单独监禁。

令人震惊的是，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卢沙耶（Lu Shaye）将对两名迈克尔斯的拘留称为“对加拿大对孟的拘留的报复”。但是，所有中国的“战狼”外交都表现出此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无视漠视，这并不意味着自信心。

上文引述的许章润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中国必须拥护宪政民主，以结束其“全球和历史孤立”、“重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人。

我认为，中国的许多精英人士不仅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改变政治体制就无法解决，而且他们坚信，捍卫自己的财富和权力的最好方式是将中国带入系统性变革。

美国及其盟国如何为促进中国政权更迭创造条件？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继续获取世界储备货币、国际银行体系、最大的资本市场，最大的资金池以及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所有这些都由美国及其盟国控制。这给了我们地缘政治的优势，我们可以用来为变革创造条件。我们必须以渐进的方式利用这种力量，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变革。

美国以各种法案和禁令为开端，应该立法将拒绝未能向投资者披露法律要求的财务信息的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因为所有中国公司都没有这样做），并拒绝许多公司获得美国技术的访问权，例如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公司。欧盟现在必须开始放弃批准其与中国的《全面投资协定》。

在我的新书中，我阐述了如何通过政变，然后实现向民主的过渡。

第一种方式是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和王岐山一起合作，罢免习近平，从而为系统性变革铺平了道路。

政变不仅仅是中国政治内部动力的产物，还要有外部的配合。美国将通过策划中美对抗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将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危机促使中共内部启动周密准备的应急计划，以罢免习近平。

另一种可能性是，阻止习近平在2022年11月的中共二十大上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书记，并将利用这种机场将中国推向变革的道路。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未来时间表的关键点，因为习近平的重新任命将增加他的任期，使罢免越来越难。

中国从专政有序过渡到民主的潜在好处是巨大的、超出现象的。其中包括拥有信任的和平；民主和法治领域的极大扩展；解放中国人在艺术和科学上的创造天才，以适应经济活动领域已经发生的一切。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有参与塑造历史上的人都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勇气。而我对人性的信念足以使我相信它最终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