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巴赫通电话 冬奥会能否缓解习近平政治困局？

5月10日，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日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了电话。之后，中国官媒开始热炒。

【习近平与巴赫通电话 冬奥会能否缓解习近平政治困局？】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一向把体育赋予政治意义，但当国际社会希望借奥运会这种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机会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的时候，中共又反过来指责有关国家和人权组织将体育“政治化”。https://t.co/HWDBL5LWXc pic.twitter.com/28tNbk7NZn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May 10, 2021

新华社说，这“再度将‘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奥会’等热词拉进了人们的视野”，并且强调，“特殊的历史节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这次通话拥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此后，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和平台，转载来自《瞭望》杂志的文章，名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该文称，“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可以清晰发现，体育已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和外延。”

有分析称，中国政府并不避讳把奥运会和体育作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让中国的统治者焦虑。

那么2022年冬奥会对中共而言是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否缓解习近平的困局、为中共面临的特殊政治环境起到“灭火”作用？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要打冬奥这张大牌，但其效果难料恐，而且未必如其所愿。

他说：“冬奥牌这张大牌能打出多大效果，其实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就拿奖牌来说，毕竟中国在这方面不是强项。尽管这些年利用举国体制有很大进展，但是我想不太可能进入前三甲，这是一条。另外一条，由于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的恶略表现，引起了很多民主国家的反对、批评。因此明年的奥运会就很可能遭到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抵制。08年北京奥运会，包括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有很多民主国家领袖都出席了。北京把这种事看作是所谓万邦来朝的一个表现。明年这个冬奥会我想拜登恐怕不会去，还有其它一些民主国家领袖也未必会出席。这样就使中共，本来想把奥运会当成个展示国力、万邦来朝的企图就受到很大的挫折，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再有就是疫情的问题了，当然习近平他们也强调中国防治疫情取得多大成功，但是人们也不会忘记疫情就是因为你当局初期处理的失误才造成这么大一场灾难。再加上最近人们对病毒实验室泄露的怀疑越来越重，而中共的做法又是欲盖弥彰。到了明年，再过8、9个月之后，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可能会对北京有更多的指责。这都可能会给明年这场冬奥会造成巨大的阴影，使得中共当局处于道义上的不利地位。因此它那种巨大的企图心，指望把这个牌打得多漂亮，恐怕未必能如其所愿。”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教授、中国部主任冯崇义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中国开始对外宣传其中国模式的成功，而同时也开始向极权社会倒退，但当时国际社会并未重视起来。

他说：“当年的火炬传递，几乎把全球所有的所谓爱国华人全部动员起来，办成一个全球群众性的大活动。所有人都挥舞红旗，把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国际大都会都变成红旗的海洋。同时对所有表示不满，或者借这个机会表示对中国人权关怀的人士进行大规模打压。第二个例子就是习近平选了他的老乡张艺谋做开幕式的总导演，所以可以想到那个镜头是非常宏大、夸张的，万众一心、集体主义狂热的那种场面，足足可以跟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相媲美。但是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08年办完奥运会后，我在海外要接触到中国来的官员，就开始傲视世界。当时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样的口号被提出来，而且迅速走红。国际上虽然感觉到有点不舒服，但是整体上讲对它向后极权社会倒退居然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感，还继续拥抱它、接纳它。”

冯崇义也指出，现在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把2022年冬奥会与中共建政100周年，甚至和其它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为自己“涂脂抹粉”。

他说：“中共当局把办奥运跟中共建政100周年，甚至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实施五年计划，这些一系列的政治目标纠缠在一起，去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宣传，借举办奥运来为政府涂脂抹粉，毫无掩饰地去把奥运彻底地政治化。但与此同时，它很高调地去抗议任何人把奥运政治化，如果用这样一个场合来去提醒人们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把奥运政治化。所以这种精神错乱式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我们也司空见惯了，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一向把体育赋予政治意义，但当国际社会希望借奥运会这种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机会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的时候，中共又反过来指责有关国家和人权组织将体育“政治化”。

他说：“这其实是把体育赛事政治化，当作政治工具。这尤其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通病，中国尤其有意思的是它走了两个极端。文化革命的时候把任何体育比赛都看成坏事情。什么‘锦标主义’、‘金牌挂帅’、‘突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以那个时候有段时间都不搞比赛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都不计分。把比赛本身看成是坏事。到后来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像其它共产国家一样，把体育比赛充分政治化。对于尤其在国际大赛中得名次、得奖牌看得非常重。为此它就会采取几种手段，比如第一是举国体制，用全国的力量来培养一些运动尖子。所谓‘金牌政策’，而不注意广大民众的体育活动。所有精力都为了培养几个运动尖子，为了得金牌。还有就是在运动比赛中作弊，包括偷服禁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