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加剧了腐败 小贪减少但大贪增多

5月11日，在《Bitter Winter》杂志上，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Massimo Introvigne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为《中国的腐败：习近平领导下的腐败》（Corruption in China: Worse Under Xi Jinping），文章指出，新的学术研究数据揭露了一个真相，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实际上加剧了腐败。

【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加剧了腐败 小贪减少但大贪增多】
一小部分直接对习近平负责的地方领导人的​​力量也在成倍增长。这些数量极少的中共高层领导班子几乎无所不能，除非他们引起习近平的不满，否则不会下台。他们一边腐败，一边声称“与腐败作斗争”。https://t.co/45wkxWrt5x pic.twitter.com/kgMVsHUosi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May 12, 2021

文章写道，习近平主席掀起的伟大运动之一是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的确，以反腐败为借口，习近平摆脱了政敌和批评家，一些外媒也报道了他取得的成果。但是，数据却显示并非如此。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广泛使用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简称CPI）显示，2012年习近平发起反腐败运动时，中国在打击腐败方面的有效性在174个国家中排名第80位；而到了2019年，排名下降到第84位。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的腐败控制指数（Governance Indicator’s Corruption Control Index）也表明，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腐败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对于那些经常性地访问中国或与中国同事和朋友讨论腐败的人来说，这些数据似乎是违反直觉的。普通中国人会告诉你，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普遍的印象是，至少在某些省份，当地警察在索取贿赂时变得越来越胆小。

在中国，最常见的腐败是在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里，他们通过收钱来提前为病人提供治疗，或者缩短医疗检查的项目与费用。习近平上台后一些人已被捕，因此中国民众普遍认为卫生部门的情况已有所改善。

但是，现实是，尽管某些形式的小规模腐败有所减少，但大规模的腐败却有所增加。研究中国腐败的学者说，这并不奇怪，而且从习近平开始任职时可以预见到这一点。202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了学者Ang Yuen Yen的著作《中国的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腐败现象的悖论》（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 2021年4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任教的Børge Bakken和Jasmine Wang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对Ang Yuen Yen的书进行了评论，评论发表在《犯罪，法律与社会变革》（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杂志上。

评论指出，Ang Yuen Yen在书中将腐败分成四个方面：小偷小摸（petty theft），大偷小摸（grand theft），快钱（speed money）和大钱（access money）。“小偷小摸”指的是窃取少量政府款项或收受相对较小但定期的贿赂；“大偷小摸”指的是盗用大量公共资金；“快钱”指的是收取钱款以加快某些项目的审批进程或允许那些送钱的人进行腐败。这三种腐败在普通公民中更为明显，但最终真正的腐败取决于“大钱”，“大钱”指的是由于政治腐败而转移巨额非法资金的行为。Ang Yuen Yen指出，“快钱”和“大钱”之间的关系可以比喻为止痛药和类固醇之间的关系。

“大钱”是指那些涉及土地和国有企业（SOE）私有化的重大腐败行为。从理论上讲，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实际上，被允许使用几十年会产生与拥有所有权几乎相同的效果。将土地分配给房地产公司，将矿山分配给私人企业家，将国有企业分配给私人投资者，这些都让中国产生大量资金的转移。这些转移往往是曲折的、非法的，旨在使某些企业家富裕，而这些分配都由中共高层决定。研究表明，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并未触及这些人。

但是，为什么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毕竟，私有化早在习近平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在这里讨论的两个学术研究（以及其他几个研究）给出了答案。为了打击小规模腐败，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巨大个人权力，习近平造就了几乎无所不能的高级干部团队，其中大多数是中共前领导人的子孙。

一小部分直接对习近平负责的地方领导人的​​力量也在成倍增长。这些数量极少的中共高层领导班子几乎无所不能，除非他们引起习近平的不满，否则不会下台。他们一边腐败，一边声称“与腐败作斗争”。他们让一些小贪的警察、医生入狱受到处罚，以此让民众感觉“清廉”。“大钱”的腐败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这种制度“抢夺穷人养活富人”。

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两位教授Børge Bakken和Jasmine Wang表示，有组织犯罪也是习近平腐败系统的一部分。众所周知，一些高官控制了“警察”和“法官”，他们甚至知道贿赂的确切数额，可以随意减少或完全取消刑罚。

两位学者表示，更糟糕的是，“在中国某些地区，腐败组织已经完全接管了政治领导层。他们还控制那些发布有关腐败统计数据的人，这些数据被系统性地伪造了。”

“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运动只是腐败的翻版，”两位学者写道。为了隐藏所有这些，就需要动用“维稳机构”，让任何反对的人保持沉默，无法发声。

编后：

文章作者Massimo Introvigne（1955年6月14日出生于罗马）是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是新宗教研究中心（CESNUR）的创始人和常务董事，新宗教研究中心是研究新宗教运动的国际学者网络。 Massimo Introvigne发表过70本和100多篇关于宗教社会学领域的书和文章。他是《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的主要作者，是《跨学科宗教研究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Nova Religio执行委员会成员。从2011年1月5日至12月31日，他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成员。从2012年到2015年，他担任意大利外交部成立的宗教自由观察站主席，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宗教自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