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府将外交美德视为软弱 中美好战言论淹没温和声音

5月19日，《日经亚洲》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中西方的看法不同，让中美矛盾越来越大，而中美双方的激进人士、鹰派，让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文章作者认为，中方不应该对西方的合理批评与建议当成“挑衅”，不应该在外交上如此尖锐，对美国保持战斗和敌视的状态。

最近几个月，中美两国分析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得更加激进和尖锐。

从中国外交官与外国外交官进行恶性交战、指责加拿大领导人贾斯汀·特鲁多“卑鄙”，到对印度疫情的言论，以及中国外交部与广泛的民间组织往来减少，北京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挑衅。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中国政府内在政策的向外投射。

西方许多人有固定思维，把中国视为扩张主义者和复兴主义者。有些人认为北京的外交激进做法，是想要输出独裁统治模式。其他人则认为，中国正在寻求成为全球霸权。

亲中国的拥护者认为，中国只是在捍卫自己不受干扰，指出西方流行的好战言论因为新冠疫情而加剧，也因为受到中国网民指责西方国家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这些言论而影响。更为温和的声音称，北京只是对西方的过度恐慌做出了微不足道的反应。

这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双方都认为对方正在进行扩张主义，施行激进的外交政策。双方的鹰派都认为自己国家过去的优惠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国怀疑论者谴责过去的交战，无奈地援引了英国1930年代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为例。另一方面，像斯陶奇（Staunch）这样的批评家认为，任何让步都将使美国寸步难行，将需要更大的努力来挽回损失。

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宫后，中美信任崩溃，无法调整中美关系的失衡。而当时恰逢习近平加强对北京权力的控制。现在，更为紧缩、保守、谋求稳定的方针指导着中国的国家战略。

西方的话语也无济于事，反而鼓舞了中国的鹰派和超民族主义者，并向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借口”做为弹药，抨击西方大国通过与北京的长期经济和政治接触，希望挫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特别是在香港、台湾和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将西方的态度描绘成一种消亡力量的自然冲击，在过去十年中，政治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加剧了这种看法。而实际上，这种消亡力量早已在建立全球秩序的太平绅士时代就被消除了。

他们认为，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中国必须调动超民族主义情绪，以确保中国免受外界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批评的威胁。对于这些人而言，对中国的所有批评都变成了西方傲慢自大的示威信号。

加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对关键技术使用的限制以及对经济脱钩的讨论，这给那些主张自给自足、内部流通和自我强化的中国保守主义者提供了借口。一直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倡导更加自由民主的国际主义声音被边缘化了，他们对西方的同情观点被视为天真的妄想。

在中国中层官僚和外交官中，以前被视为美德的东西，例如与西方合作、与西方进行友好对话的能力，现在被视为职业停滞不前的烙印。

随着西方越来越不屈服于北京，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专制和压迫性政权，在中国内部承认价值判断或采纳西方规范就好像在敌人面前屈服。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种软化等于严重的“位置误差”。

而中美关系的恶化也影响民众的看法。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中国数据实验室在中国进行的近期民意测验显示，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从2019年6月的5.77下降至2020年5月的4.77。许多人讨厌美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以及白宫发表的一些仇外言论。这些调查的结论正好呼应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观点——将美国对中国的评论归咎于狂妄和自大。

现在还能怎么办？要知道，中国拒绝西方提出的一切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批评，这样的做法是荒谬的。国外对中国行为的许多担忧是真实的，有充分根据的。

中国必须学会看到有效的建议和无力建议之间的区别，并非所有事情都涉及北京的基线。

尽管前者肯定会激怒某些人的耳朵，但不太可能阻碍中国的整体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