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继续负责中美谈判 分析习近平究竟如何做“幕后人”

5月28日，据《多维》报道，5月2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的首次通话再度重启了被搁置9个多月的中美经贸沟通。这是在中国国务副总理胡春华接替刘鹤的传言鼓噪多日后，刘鹤露面直接打破外界的谎言。

不过，无论怎样，刘鹤的角色为什么受到如此关注？他究竟在中美谈判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北京的判断呢？

这让人轻易联想起两个月多前的3月18日至19日。当时，中美在阿拉斯加举行“2+2会谈”，主管中共外交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会上发出的那句“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说话”，一改外界对杨洁篪温文尔雅的印象。

事实上，无论是此次简短声明里的一句颇不起眼的表述，还是杨洁篪在阿拉斯加那句振聋发聩的喊话，二者同样表达了中国对美关系的统一思考。当然，站在中美对话一线，刘鹤与杨洁篪一定承担着表达者的角色，不过，却并不是那个中美关系的核心决策者。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5月26日公开表示，“与中国接触时代已结束，竞争是主导”。这位官员不仅明确表示了对华关系的定调，更透露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因为中国扮演更自信、发挥决定性作用角色。

这位曾参与数月前中美阿拉斯加“2+2会谈”的官员称，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谈距离中国领导人的内心世界“不远，百里之内”。

当然，这仅是美方官员的单方面观察。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相比美国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亲力亲为，除了中美陷入谈判僵局需要进行直接的元首会晤外，习近平很少就中美贸易战直接发声。当美国先后对中国主动发起数轮关税、芯片封锁、科技企业制裁乃至川普在推特上大肆宣扬其对华优势时，习近平更多的是让人注意到一些“外病内治”的痕迹。

从台面上看，刘鹤、杨洁篪以及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是对美关系的发声者，其实发声者也可以是“传声筒”。

早在2018年3月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后，多维新闻便注意到中共四大核心小组变更为四个委员会，习近平当仁不让担任各个委员会一把手。其中之一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是习近平，委员中排名第一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习王之下，就是中共政治局内分管外交工作的杨洁篪，同时他还兼任中共外事委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之下为外交部长王毅和中联部长宋涛，王毅宋涛之下，则是外交部、中联部各司局负责人以及驻外使馆工作人员。

在中共外交顶层机构设置中，习近平才是那个“金字塔尖”上的人。事实上，关于美方官员对习近平的判断——美国对华关系新态度的核心，这一点也未必没有线索。

2019年5月中美双方经过十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后，旷日持久的艰难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在最后一刻被推翻。当时，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华盛顿收到北京发来做出重大修改的贸易协议草案。当5月10日的中美第十一轮谈判结束后，曾多次充当习近平特使、且被习称为“对我很重要”的刘鹤对媒体公开解释中美谈判不欢而散的原因时明确提到“三点”：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二是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不应随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当时舆论判定，事实上这“三点”主张肯定来自于习近平本人的拍板决定。

而且，更重要的习近平本人似乎对中国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尤其是与美国相处的方式有自己认识和逻辑，并实际上基于这种认识和逻辑来决定对外战略和策略，杨洁篪和王毅、崔天凯乃至更多其他官方声音为什么如此一致、合拍，甚至风格都一样，绝非偶然。
习近平极少就中美贸易战直接表态，却常常在国际公开场合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国家间的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外界解读习近平上台以后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角色，寻求在国际上有更大话语权。舆论习惯称他为政治强人，而他本人也并不掩饰对中国设定的宏伟目标。

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中美在经贸、科技乃至媒体外交等领域全面摩擦，两国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历史最低谷，在此期间，习近平不止一次告诫中国官员，世界正处于一个百年大变局之中，在他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与美国正在面临的不仅是一场贸易战、科技战，更是一次国运之争。

2021年中国全国两会之后，舆论中传出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抛出“东升西降”的局势判断，并称中国“70后、80后、90后、00后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而新上任的拜登则放话“任期内不会让中国超过美国”。

经常拿“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鼓励官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习近平，是一个深受中共红色思想浸染的后代，在中美大博弈所牵动的国际秩序转动中，恐怕没人怀疑，习近平才是在中美关系幕后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