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政府控制主流媒体 因压制川普否认“病毒泄露论” 酿大错

6月18日，《日经亚洲》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因为内部的政治斗争，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因为不喜欢川普而排斥“病毒泄露理论”，错过了调查研究新冠起源的最佳时机，而现在拜登政府在意识到“病毒泄露”是一种可能要搜集证据时，很可能中国早已经将各种证据毁灭，根本无法探究真相。

一年多来，武汉实验室泄漏假说被美国主流新闻媒体机构和社交媒体公司视为纯粹的阴谋论。

例如，Facebook和Instagram一直在积极审查对这一假设的引用——甚至某些用户因反复分享“实验室泄露假说”而被关闭账户。主流媒体没有调查这个假设，而是将其斥为一个疯狂的想法或边缘理论。

突然间，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主流媒体突然认为这一理论是可信：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全球健康灾难可能是由一种在中国实验室设计后逃脱的病毒引起的。美国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同样突然停止删除声称新冠病毒是人造的帖子。

自由派批评者称这种逆转揭露了美国“群体思维”造成的“惨败”。事实上，这种转变揭示了一些更根深蒂固的东西——这些所谓的独立机构的政治偏见，而在这背后，这些所谓的独立机构或许一直在接受川普总统所说的美国“深层政府”的指导。

迈克·蓬佩奥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在任上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查明病毒起源的真相。据他说，即使是美国情报界也“不想让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正在掩盖真相。”

事实上，协助中共掩盖真相的努力也延伸到美国的科学和官僚机构，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机构资助了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危险冠状病毒实验，也因为几个美国实验室仍在从事类似的研究来设计超级病毒。一些率先否认COVID-19实验室泄漏假说的科学家隐藏了他们的利益冲突，包括他们与中国科学家的关系。

今天，国际上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新关注可能预示着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府北京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澄清COVID-19的起源。但是，长期以来对实验室泄密理论公开讨论的压制，让我们看到了令人不快的现象——这些机构控制着影响公众辩论的信息传播。

这起事件还揭示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普遍影响：仅仅因为川普政府推动了实验室泄密理论，左派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几乎凭直觉就试图否认它。

不言而喻，这些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的逆转开始于拜登5月26日声明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病毒起源的“两种可能情况”之一的几天前。拜登发出这样的言论，是在中国关闭允许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进一步调查的大门之后。

《日经亚洲》指出，从实验室泄漏的病毒并不少见。 1979年，炭疽病病毒从苏联的叶卡捷琳堡（原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实验室泄露，造成 64人死亡。 2004年在北京爆发的SARS也是由实验室泄漏引起的。

然而，尽管全球破坏性的新冠大流行最早爆发于拥有中国超级病毒研究中心的武汉这座城市，而且国际科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该病毒的基因组成与天然冠状病毒有些不同，但在拜登成为总统并权衡证据之前，实验室泄漏理论一直被驳回。

拜登最好充分披露美国政府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资助程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通过总部位于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340万美元的援助。该生态健康联盟的最大资金来源是五角大楼，但五角大楼尚未明确否认它向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的近3900万美元资金中的任何一笔流向了武汉。

川普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天发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书，表达了对“我们的任何研究资金是否被转移到WIV（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中国秘密军事项目”的担忧。

更根本的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于新冠起源的讨论长期保持沉默，没有追究这种造成全球疫情的病毒是否是由一种功能增强的病毒从美国资助的武汉中国实验室泄露，这样的延误可能会使真相永远被隐藏。因为已经错过了的宝贵时间，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政府掩盖病毒起源。

如果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一年半中，美国未能找到支持任何一种假设的确切情报——人畜共患病或实验室泄漏，那么新的确凿证据不太可能在拜登设定的90天期限内出现。

到目前为止，中国可能已经销毁了任何证明新冠疫情是因为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疏忽或故意造成的证据。如果没有关于新冠大流行起源的确凿证据出现，那就等于让中国摆脱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