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据《南华早报》报道,根据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习近平作为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人,曾在内部会议上抨击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
【内幕:习近平狠批手下官员“唯命是从” 自食集权后果】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July 12, 2021
习近平在中共最高反腐败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有些人只有得到领导的书面命令才会动起来,没有这些指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的书面指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不下达指令,这些官员会做事吗?”https://t.co/WtgdgKHHyh pic.twitter.com/nMWYs6z8BZ
根据中央文学出版社上个月出版的一本书,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对官员缺乏主动性表示失望,并抱怨太多人等待上级指示才采取行动。这是习近平的内部言论首次被公开。
习近平在中共最高反腐败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有些人只有得到领导的书面命令才会动起来,没有这些指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的书面指示是最后一道防线,”习近平说。 “如果我不下达指令,这些官员会做事吗?”
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书面命令已成为中国领导层自上而下监控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并暗示这让官员们更加厌恶风险。
维也纳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和法律的教授李玲(音译)说:“个别党的领导人的指示比党的政策或规则更具说服力,因为它们针对指定的办公室或负责人解决了具体问题。”
她补充说,2019年通过的一项党的指示加强了这种做法,该指示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干部在做决定时应该征求上级指示。
“它还规定,接受习近平亲自批示的人员,要报告落实批示工作的进展情况,”她说。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大理(音译)说,习近平依赖书面指示进行治理以及加强他对官僚机构的严密控制,导致中国官员不太愿意冒险。
“习和他的同事给出了很多书面指示,人们等待他们是很自然的,”杨说。 “通过反腐斗争和政治灌输,习近平成功地将全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但这也让每个人都非常谨慎。”
官方媒体和官员往往热衷于强调习近平个人参与关键政策,例如在有争议的南海建造人工岛屿的决定以及中国对新冠大流行的反应。
在过去三年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策宣读——包括在香港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或关于新疆的会议——都有习近平的批示。
但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会议上抱怨说,一些官员善于口头上说,但“没有言出必行”。
美国圣母大学中国地方发展问题专家凯尔·雅罗斯 (Kyle Jaros) 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权力集中导致地方官员通过议案后不愿做任何冒险的事情。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政治上保持约束的最佳方式是——在为重大的新政策计划或做决定时,获得更高级别的批准,从而获得政治掩护,”他说。
贾罗斯说,如果习近平允许更大的决策自由裁量权和容忍低级官员偶尔出现失误,事情可能会改变。
“过去几十年地方官员的激进主义或‘创新’,与他们享有的高度地方自由裁量权和不完善的监督密不可分,”他说。“显然,这种激进主义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致的,但也涉及许多负面的外部因素,如地方性腐败和环境退化。”
新书《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讲话选》(2021年版)还提到习近平反击了那些批评他专制集权的人。
据透露,他三年前曾在中纪委的另一次会议上说:“有人说,过去五年党的权力集中进行得很顺利,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推进党内民主。这些奇怪的评论是由那些感到困惑、怀有恶意或自己肮脏的人发表的。”
在201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取消中国国家主席连任两届限制前的两个月,习近平发表评论,强调必须继续严格控制党内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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