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红头文件曝光中国社会严峻形势 人口政策转折

7月21日，据《多维》报道，中国官方北京时间7月20日傍晚宣布，社会抚养费作为一种限制生育意愿的经济措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它不仅象征中共高层对于人口政策的转折性改变，也预示钳制中国人生育意愿的枷锁就此打开。不过，当日晚间突然发生在河南郑州的“旷世暴雨”——该市20日16时至17时一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01.9毫米；19日20时至20日20时单日降雨量552.5毫米；17日20时至20日20时三天的降雨量617.1毫米——造成极大灾难并迅速惊呆众人。所以，当天本应引发热议的官方文件就地自然降温。

【中南海红头文件曝光中国社会严峻形势 人口政策转折】
中国官方北京时间7月20日傍晚宣布，社会抚养费作为一种限制生育意愿的经济措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它不仅象征中共高层对于人口政策的转折性改变，也预示钳制中国人生育意愿的枷锁就此打开。https://t.co/bPUvGOCGlz pic.twitter.com/EF9VEBpp5g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July 22, 2021

7月20日傍晚，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决定》在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中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

社会抚养费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衍生出来的一项独特的行政性收费。据公开资料，199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首次提出“社会抚养费”这一概念：“对多生育子女的家庭，则征收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这样做既是对多生育子女行为的限制，也是多生育子女者给予社会的一种补偿。”

中国大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于1982年将之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社会抚养费虽然是从1995年才出现，但是中国对于违法其计划生育人群的罚款，则从计划生育政策产生就已经开始。

这一中国独有的收费政策，从1980年代至今，名称几经修改。20世纪80年代初期叫“超生罚款”，1992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中国财政部、原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2002年9月开始施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自2016年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以来，大陆各个省份陆续修改了计生条例，其中20余省份明确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天津、山东、河南、重庆、福建等多地规定，征收计征基数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而浙江等一些省份甚至将社会抚养费缴纳的基数上限提高到了3倍以上。新华社2014年曾报道，1980年代以来，中国全国共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对于这些资金的使用问题，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鲜有公开案例。

事实上，中国社会对于社会抚养费存废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十几年前就开始有人提了，因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状况日益加深，针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近日接受采访时对中国媒体如此表示。有人认为社会抚养费屡次发生违法征收、截留挪用资金等问题，应该取消；也有人认为应该通过立法完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31日宣布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后，中国民间舆论对于社会抚养费的聚焦更加突出。

对于经历计划生育政策并需要为超生缴纳罚款近40年的中国民众来说，社会抚养费的取消，不亚于去掉了阻碍生育意愿的一道经济枷锁。有中国媒体指出，取消社会抚养费，是中国生育政策嬗变的标志性节点。在“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背景下，取消社会抚养费既对生育政策包容性做了注解，也呈现了风向标式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有1,200万婴儿出生，比2019年的1,465万下降了18%。这是中国出生人口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出现短暂增长之后，连续第四年下降。低生育率及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意味着，中国可能很快面临人口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9年初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人口会在10年后达到最高峰水平，之后出现负增长。中国政府智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年底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14.17亿的峰值。人口转为负增长是一个关键节点，标志着中国在很多方面将发生重大转变，比如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劳动力供需平衡的打破，以及制造业出口放缓的可能。

7月20日中国官方公布的“决定”提出，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生育水平适当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完善，服务管理机制运转高效，生育水平更加适度，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

不过，多年少生思维惯性下，生育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其次生、养乃至教育问题给中国家庭带来的压力不可能短期消失；第三是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另一个难题在于如何有效落实，形成政策合力。所以，官方描述的前景令人期待，挑战显然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