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李克强接连重磅发声 焦虑恐慌循环 中南海诡异怪现状

9月9日，据《多维》报道，继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公开表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9月8日，在头版推出评论员文章，以“三个没有变”重申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态度不变，以消除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上出现的“恐慌”情绪。

这篇题为《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文章称，中共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称近期出台的监管政策是一视同仁的，针对的是违法和违规行为，绝不是针对特定行业或企业。

文章以“三个没有变”重申中共对于民营经济的政策：“事实充分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就是“部署在部分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等”，“推动在全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上述密集的表态和动作，主要的目的是以期安抚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一些科技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和滴滴出行等的整治行动，以及整治网络平台、教培业、游戏业、娱乐圈及背后资本链等，引发的舆情和社会忧虑。

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疑虑，中共中央层面也要再一次作公开表态，以安抚社会情绪，这似乎成为一个诡异的“怪现状”。

比如，2015年，新一轮国企改革提出了“国有资本入股民企”，出乎外界的预料，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对产权保护不放心是其中一个原因。以至于在2015年到2016年，刘鹤连番强调产权保护法治化，给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吃“定心丸”。2016年年末，还以“红头文件”形式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再比如，2017年9月，中共十九大前，中共出台意图重构政商关系的红头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肯定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给中国的企业家吃“定心丸”。其背景是，中国反腐运动中，有不少商界人士因牵涉政商勾结身陷囹圄，或者莫名离开公众视野，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恐慌情绪。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2018年，中国舆论场有关“国进民退”、“私营经济离场”的喧嚣震动朝野，以至于中国的一二号人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隔空表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场喧嚣源于国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向国企倾斜，草根民企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中国政府下重拳控制债务和化解金融风险，使民营企业受到了格外严重的冲击，很多民营企业资金匮乏。中国金融研究者吴小平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私营经济离场”论，文章“逻辑混乱，行文简陋”，也谈不上什么严谨论证，但正是这么一段“粗鄙的言论”，掀动群情激愤，这背后可见围绕民营经济的焦虑感，是全社会都有的切身体会。

虽然中共高层接连不断释放“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表态“给民营企业更加良好的稳定的市场预期”，“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等，但同样的事情，在今天还是在同样发生，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再次发生。

这其中的关键可能在于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依法和规范，并充分进行释疑，而不是讳莫如深，甚至给人以暗箱操作错觉。比如此番舆情风波和公众焦虑，如果能够做到公开、透明，依法和规范，相信可能不会掀起如今这般风浪。郑爽偷税被罚，因案情清晰且公开透明，就没有引发无端猜测；同样吴亦凡涉嫌强奸一案，也是如此。

至于说高晓松被封杀，如果是源于他惯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那就理直气壮的直接通报说明，而不是莫名其妙的封杀，或者通过历史研究院这样的机构的说法，给一个似是而非——既非官方正式的定论，又给人以“确有其事”的感觉。

特别是赵薇，究竟为什么封杀她，至今也没有给出任何确定的说法。是因为她之前穿日本军旗的衣服遗祸，还是她旗下艺人牵涉靖国神社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夫妇之前所涉的“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呼云唤雨”，抑或是其他目前尚未侦结的问题，显然需要给公众一个说明。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如坊间传言，赵薇还牵涉涉密案情，那么至少封杀的原因可以向公众坦诚吧。因为他们都是公众人物，突然间无厘头地遭封杀，自然会引发诸多议论和猜测，加上一些网络自媒体、公众号毫无新闻操守和底线揣测，甚至言之凿凿地曲解，上纲上线泛政治化地“喊打喊杀”，比如被官媒广泛转载的李光满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战斗檄文”，更是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这无疑需要警醒。

正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所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把握规律、尊重规律。如果执政者在现实操作层面，能够秉持法治精神，尊重规律，并且充分做到公开、透明，那么，舆论场上大概率就不会有那么多无端的揣测，社会上也就很难形成广泛和蔓延的担忧，甚至出现恐慌情绪。这可能是中共各个方面，包括政策实施机构、宣传机构等，警惕并形成共识和合力的，这样才可能避免产生误会甚至误解。当然，更要避免出现“歪嘴和尚念错经”，以致社会信众“听错经、信错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