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权力继承的三种可能 高层超半数非亲信 军事控制有限

10月2日，据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报道：美国《战争乱局》网站（War on the Rocks）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李南（Nan Li译音）的文章说，习近平的中共国是否面临迫在眉睫的接班危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取消其领导职位的任期限制，并且不断集中权力，会引发这样的危机。其他人则持怀疑态度，指出习近平此举的政治意义被夸大了。

衡量任何继承危机的最终标准，端看军方是否介入。自1949年中共上台以来，中国出现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情况，一是中共解放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深度卷入包括领导人接班在内的国内政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邓小平领导下的军队，还大规模镇压了1989年六月天安门广场的民众叛乱。

后邓时代的高层领导人非常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在中共解放军内部缺乏个人网络。他们遵循公认的传统智慧，试图用更高的军衔和更多的钱收买军队，来建立个人网络，以便用于与政治对手的权力斗争。然而，这种传统观点存在缺陷。过分依赖军队可能会使最高领导层面临新的威胁——一支政治野心勃发的军队。在这方面，最高领导人不可避免地从毛泽东时代的林彪事件和邓小平时代的杨氏兄弟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中共国还没有面临继承危机，因为后邓时代的文官治理已经变得更加有效，阻碍了军队干预精英政治。有效的文官治理对党的生存和执政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它防止了可能引发军方干预国内政治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危机。

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增加了文官治理失败的概率。无限的任期可能会激励出现一个不负责任、武断、不容忍任何“制衡”的独裁者。毛泽东就是一例。他从1949年至1976年统治中国，被普遍认为是独裁者。他一手制订推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政策，是文官治理惨败的明显例子。

然而，取消任期限制和集中权力的政治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国家主席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礼仪性的。真正掌权的最高职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同时，担任这两个职位的两个五年任期的准则是非正式的，从未制度化——因此，遵循这一准则才是例外。

此外，习近平的权力并非绝对集中了。在中共十九大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超过半数不能算作习近平的亲信。李克强和汪洋属于胡锦涛的“团派”、韩正和王沪宁属于江泽民的“上海帮”。

习近平权力的局限性也体现在人事任命和反腐败运动中。2012年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时，任命的军方总政主任和总参谋长，2017年底均因腐败而倒台。这表明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时，在军内没有可信任的军官团。最近一名属于其起家的“之江新军”派系的浙江省负责人也因腐败被调查。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习近平对军事和文职官僚机构的控制是有限的。

习近平权力继承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其一，他的文官治理顺利，国内和国外事务都得到有效管控。他在2022年20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定继任者，在2027年党的第21次代表大会上接班。其二，习近平的政策有限地失败，如管理不善造成严重经济衰退等。习的极权、个人崇拜、取消任期制等将受到批判。其三，习近平的反腐举措因恶劣地滥用权力，缺乏程序正义而受到批判。

中共国和苏联等列宁主义政权没有公然军事政变的例子，但分析家们对此意见不一。一些人认为，中共和苏共领导人对军事和安全官僚机构的严格控制，是罕见军事政变的原因。另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的突然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可能会触发类似于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继任危机。但习近平无论在权力、声望、魅力等方面根本无法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不应夸大他突然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后续影响。届时会按程序出现继任人，虽然可能牵涉到领导层的政治斗争，但不会出现1976年毛死后那种军方干政背景下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