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府会狗急跳墙？是持续崛起可怕还是家道中落危险

来源：思想坦克

作者：刘又铭 余自束髮以来，粗览群书，独好屠龙之术，遂专治之，至今十余载矣。从师于南北东西，耗费虽不至千金，亦百金有余。恨未得窥堂奥，輒无所施其巧。由是转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与旧亲故共赏，击节而歌，适足以举觴称庆也。

中国想要成为亚洲的哥吉拉，因为那是中国能存活的唯一之道！中国不能让日本再来侵门踏户，更不能相信美国。因为美国永远表示不知道其它国家的意图。作为良好的现实主义学徒，中国唯有像美国支配西半球般支配亚洲才能存活。

──芝加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John Mears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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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上最大幅度的共军侵略我国防空识别区后（自10月1日起，共计近150架中国各式轰炸、运输、电侦与战斗机型。），BBC和《卫报》首页都把台海紧张局势当作头条新闻处理。CNN也报导我国防部长表示，共军现虽有能力侵台，但必然付出代价；可一旦时序进入2025，共军除了攻台以外，更有完整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A2/AD），这些都将降低攻台的成本。

另一方面，中国近月来各式内部动盪的消息外溢。缺电引发产能下降、地产风暴、高科技巨擘国有化、演艺圈整肃，时局的持续演进，好像证明了一种说法。也就是，在新强权挑战旧霸权的权力格局里，「新强权极胜而衰比持续崛起更有可能鋌而走险」。中国因为内部政治经济风暴，因此对外更强硬，导致台海冲突持续升高；而美中关係在军事战略与经贸供应链上，也呈现自1970年代三公报以降的新低点，「新冷战」的态势进而导致中国的对外行动更为激进。

这个「极盛而衰比持续崛起让新强权更容易鋌而走险」的推论，看似新颖，比修昔底德陷阱所谓「新强权国力上升后容易挑战旧强权」，做出更进一步推论「突然衰弱的新强权比上升中的新强权，更容易与旧霸权升高冲突擦枪走火」。

修昔底德陷阱之外：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鋌而走险作为中国研究的通说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是不是中共大外宣系统用来强调「中国即将超英赶美」的「共党侧翼」言论；事实上，相较于「上升新强权挑战旧霸权造成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上升强权极胜而衰因此鋌而走险把握机会，或利用与旧霸权间的冲突来转移国内注意力，避免国内经济衰弱或政治纷争造成政权崩塌，这种推论，在当代国际关係理论的「权力转移」或「强权兴衰」概念下，才是美国中国研究圈的通说。

根据柯林顿政府时期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L. Shirk）2007年在­­­《脆弱的强权》一书中看法，中国若是内部经济发展顺利、政治局势稳定，则台湾可保繁荣与安全，亚太区域和平亦可维持，美中之间亦无冲突之可能；反之，中国若是内部出现动盪，则中国将以台湾问题吸引民意，统合内部派系，并藉此弥平官僚本位主义，形塑一致对外的国内格局，因此东亚必然发生区域冲突，美中也难以避免磕磕碰碰。

同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与保守派兰德智库研究员施道安Andrew Scobell于2012年发表的《寻求安全感的中国》一书中，亦表示，一旦中国本身经济成长停顿、领导层政治纷争浮上檯面，内部动乱将使中国面对周边领土争议时採取更具侵略性的态度。但从新疆、西藏、香港等中国领土边陲，到台湾、东海、南海等自我宣称领有但却无法掌控的势力范围，中国国内动盪与周边局势的各种恶化，脱出了作者当年视域所及所忧心的「中国持续崛起与美国正在衰退」。

而统一战线的全球扩散，大外宣、战狼外交、多层次红色渗透，假讯息与网路攻击，早已脱出港台，透过一带一路，入岛入户，已造成欧洲国家如捷克与立陶宛的不满与谴责，更引起加拿大与澳洲等英语系国家的警惕与反制。《寻求安全感的中国》一书当年所谓的「中国并没有试图破坏世界别处的民主制度（除了台港）」，也已今非昔比、昨日黄花；但作者当年的假设，也就是「混乱中国或衰退中国会导致台海危机、区域动乱与美中冲突」，到了2021年的今日，却持续在美国的官学圈继续发酵。

战略机遇期的稍纵即逝

德州大学布希学院国际政治学者Christopher Layne自2020年末于《外交事务》期刊发表 The Risk of War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一文，其中引用了牛津大学一战史研究权威Margaret MacMillan的说法，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冲突，肇始于崛起中的新强权德国。德国在1914年前后自我认知自己足以挑战旧霸权英国的机会正在消失，对自身衰弱以及追不上的恐惧因此敲响了战鼓，也就是人们最常听到的「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这类说法，正是导致德国发动一战的原因。

接著Layne的关切，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Michael Beckley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季辛吉全球事务杰出教授Hal Brands延续这个「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机会之窗正在关闭」或「对自身衰弱的恐惧持续上升」这样的逻辑，开启了一系列从2020年底至今的讨论。从2020年12月发表于《外交事务》的Competition With China Could Be Short and Sharp一文，到最近2021年9月底发表于《外交政策》的China Is a Declining Power—and That’s the Problem一文，以及10月初  发表于《外交事务》的The End of China’s Rise: Beijing Is Running Out of Time to Remake the World一文。

于上述三文中，两位作者始终强调，中国国内经济成长趋缓，以及遭到敌意邻国包围的严峻地缘政治现实，会迫使中国走上一战德国面对英国的「战舰倍数」策略，以及二战日本面对国内经济大萧条与美国废钢与石油禁运的老路。也就是，循著一条新兴强权国成为修正主主义强权（revisionist powers）的道路，面对既有国际秩序与旧霸权时，必然缠身的「机会正在消失」认知。这种诅咒性的自我认知，会让新兴强权因此鋌而走险，形成一种宿命性挑战旧霸权的「自我实现」与「路径依赖」。总结而言就是「对于一个上升中的强权国来说，乐观的强权会韜光养晦；悲观的强权则会鋌而走险」。

两位作者的中国观察更强调，除了上述的内外交迫外，多项统计数据都指出，中国的国家前景堪虑。从1970年到2000年，中国的粮食、饮水与能源都还能自足，并且享有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但2000年后的快速经济成长，使中国成为资源进口国，而原本的人口红利也快速流失，一胎化与少子化让中国到2035年会减少7000万劳动年龄人口，并且新增1亿3000万需靠政府挹注退休金的老人；到了2050年，则会失去1亿500万的劳动年龄人口，新增6400万退休人士。所以到2050年，中国必须付出比现在多3倍高达30%的GDP，才能养得起这些退休老人。

更惨的是，GDP成长破10的荣景进入2020前后，帐面早就从「保7保8」开始无限下修。上述种种不利因素，造成作者相信，北京一定认为，他们的「战略机遇期」正在消失，进而造成北京对外行动的激化；而这样的激化则造成了各式军事联盟如QUAD或AUKUS的强力回应；或是各种类似D10或T12等技术或经济联盟的围堵与脱鉤。

狗急其实不一定会跳墙

但值得反思的是，纵使前面已经有这么多的历史案例，但面对旧的霸权国时，新强权国对自身前景乐观就会持续韜光养晦、和平崛起？对自身前景悲观，就会鋌而走险、狗急跳墙吗？这样的假设推论，真的可以「横向移植」来判断当代中国的对外行为模式吗？事实上，这个沿用或借用，可能忽略了，须比较历史上美、日、德新兴帝国与中国古老王朝帝国的本质。也就是，「帝国中心对边陲的控制与同质性能力」、「帝国的资源调度能力」，以及「帝国的国家体制稳固程度」，上述三项特质导致美国的中国研究通说「强则韜光养晦，若则鋌而走险」，在预测当代中国对外行动模式时，有高度落空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当代著名地缘政治公共知识份子Robert Kaplan在《重回马可波罗的世界》一书说法，古老帝国的行动逻辑和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不同。帝国的脆弱在于权力辐輳的范围远大于自身种族或宗教族群的祖国。而这种中心统治边陲，或著说「非中心之外全是边陲」的模式，让均质性或同质性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难以落实。或者，甚至任何追求价值普世性，例如基督教普世帝国，或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共和国，都不在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选项里。用季辛吉在《论中国》一书中的说法，这种中心统治边陲的政治逻辑，就是一种具特殊优越感的皇朝心态，这种心态持续存在于中国这个朝代更迭众多的庞大帝国。同质性低落，造成战争机器难以成型，所以古老帝国的行为模式不能与近代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一概而论。

另外，根据当代历史社会学大师Michael Mann在The Resources of Social Power所描述，庞大的帝国看似物产总量丰富、兵强马壮，但在调动经济或军事力量上面，无论是行政程序上官僚组织的庞杂无效或是物理运送上物流与后勤技术的耗损，都会让帝国在没有万分征服把握的信心时，避免任何大量的军事调动或是冲突性极高的军事部属。所谓用战争来转移注意力的冒进行动，只会出现在当代民族国家或是主权国家，甚至是二战时期的日本或德国这些所谓的民族帝国（民族国家对外扩张并以同化政策对待殖民地），或是一般近代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帝国，才有可能面对一个冒进成本低于对内巩固成本的情境，因此採取对外贸进来达成对内巩固。

更重要的是，《重回马可波罗的世界》一书也提到，从真正陆基统治古老帝国的组织法则来看，维繫权力核心的巩固，比远在天边的动乱平定还要更为重要。尤其内部统治松散，对内巩固的成本始终大于对外贸进时，冒进非但不能转移内部动乱的注意力，冒进反而成为内部动乱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让内部动乱一触即发。

2000年后到2010年间，中国享受了史上最长期的国土周边安全稳定事态，因此才有2010年至今的余裕，发展蓝水海军，持续进出南海，兴建岛礁，凭藉炮舰想要巩固一个陆地扩张至水域的海上长城。但从地缘政治的地理环境面来看，中国周边有二十个邻国，纵使扣掉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几个友好国家，大部分周边国家与中国纵使不完全敌对但也绝不是同盟，按照黎安友在《寻求安全感的中国》一书说法，这造成了中国国防安全上随时处在脆弱而敏感的边缘。

更何况，若是单纯从中华帝国史来说事，张牙舞爪的发动对外总攻，自秦汉以降、隋唐与明清，无论这些攻势成功或失败与否，几乎都是在帝国初定，或是国力充沛的状态，才会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甚至新中国初定，发动韩战抗美援朝换取苏联的尊重；1970年代发动「惩越」战争，换取与美国的合作，目的都不在转移国内不稳定政治压力，或畏惧于超英赶美的机会消失。

虽然历史不会重复，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若中共的统治逻辑仍然是古老帝国的朝代更迭，那真要说起来，靠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冲突的注意力，或是得失于战略机遇期的消逝因此发动战争把握最后时刻，看起来都是「非常不中国」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