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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我们当初对中国太好 制造出竞争对手 自食其果


2021-11-16 居安 分享到Twitter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Telegram |  国语 |  粤语

来源:国际观察

本文作者 约翰·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美国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之一,《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

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三十年前,冷战结束,美国赢了。它当时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扫视四界的威胁,美国的决策者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尤其是中国,一个十多年来一直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弱小国家。

但也有一些不祥的迹象:中国的人口几乎是美国的五倍,而且其领导人已经接受了经济改革。人口规模和财富是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变得更加强大。由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肯定会挑战美国在亚洲乃至其他地区的地位,因此美国合乎逻辑的选择应该是很明确的:减缓中国的崛起。

相反,美国鼓励中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被关于“自由主义必胜”和“大国冲突过时”的错误理论所迷惑,都奉行接触政策,旨在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富裕。

华盛顿推动对华投资,欢迎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当然,这些幻想从未实现。中国不但没有在国内接受“自由价值观”,没有在国外接受现状,反而在崛起时变得更加野心勃勃。接触并没有促进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谐,反而未能阻止竞争,并加速了所谓“单极时刻”的结束。

今天,中美陷入一场只能称为“新冷战”的激烈的安全竞争,涉及双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与最初的冷战相比,这种竞争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考验更大,因为中国很可能是比鼎盛时期的苏联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这场冷战更有可能升温。

这一切都不足为奇。中国正在按照现实主义的预测行事。谁能指责中国领导人谋求主导亚洲,并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不是美国,它追求类似的进程,崛起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安全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今天,美国的行为也正如现实主义逻辑所预测的那样。长期以来,它反对其他地区霸权的出现,将中国的野心视为直接威胁,并决心遏制中国的持续崛起。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竞争和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然而,本可以改变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和程度。如果美国决策者在单极时期考虑均势政治,他们会试图减缓中国的增长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实力差距。但一旦中国富裕起来,美中“冷战”就不可避免了。

“接触”可能是任何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一个大国积极促进同等的竞争对手崛起,你找不到可以相提并论的例子。现在要再去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已经太晚了。

现实主义的基本知识

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不久,美国领导人明智地将中国融入西方秩序并帮助其经济增长,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能够更好地帮助遏制苏联。但随后冷战结束,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再需要盯着莫斯科,美国决策者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该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75分之一。但鉴于中国的人口优势,如果其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快速增长,它可能会在纯粹的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简而言之,日益富裕的中国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经济巨人的前景是一场噩梦。这不仅意味着单极的终结;一个富裕的中国肯定也会建立强大的军队,因为人口众多的富裕国家总是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中国几乎肯定会利用这支军队在亚洲谋求霸权,并将力量投射到世界其他地区。一旦这样做,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遏制(如果不是试图削弱)中国的力量,从而引发危险的安全竞争。

为什么大国注定要竞争?首先,没有更高的权威来裁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或在受到威胁时保护它们。此外,任何国家都无法确定对手——尤其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对手——不会攻击它。竞争对手的意图很难预测。

各国认为在无政府世界中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最强大的参与者,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成为自己地区的霸主,并确保没有其他大国主导该地区。

这种现实主义逻辑从一开始就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早期的总统及继任者们努力使美国成为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取得地区霸权后,美国在阻止四个强国称霸亚洲或欧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帮助在一战中击败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二战中击败了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并在冷战期间遏制了苏联。

美国对这些潜在的霸主忧心忡忡,不仅因为它们可能变得强大到足以涉入西半球,还因为这将使华盛顿更难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

中国正在按照同样的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际上是在模仿美国。它想成为其后院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希望建立一支蓝水海军,以保护其从波斯湾获取石油的路径。它希望成为先进技术的领先生产商。它想建立一个对它的利益更有利的国际秩序。一个强大的中国放弃追求这些目标的机会是愚蠢的。

大多数美国人不承认北京和华盛顿遵循相同的剧本,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崇高的“民主”国家,与中国等国家的行为不同。但这不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

所有大国,无论是否“民主”,都别无选择,只能在根本上是零和游戏中争夺权力。这一迫切需要在冷战期间激励了两个超级大国。它激励着今天的中国,即使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会如此。这也激励了美国领导人,使他们决心遏制中国。

即使有人拒绝这种强调结构性力量推动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说法,美国领导人仍然应该认识到,在所有国家中,将中国变成大国是一种会招来麻烦的做法。

毕竟,它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以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解决与印度的边界争端,并在东亚怀有广泛的“修正主义”目标。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表示希望解决台湾问题,从日本收回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并控制南海大部分地区——这些目标注定会遭到中国邻国的猛烈抵制,更不用说美国了。中国一直有“修正主义”的目标;错误在于,让它变得强大到足以针对这些目标采取行动。

未选择的道路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现实主义的逻辑,他们本可以采取一套直接的政策来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保持中美之间的贫富差距。19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极不发达,未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的技术和资本。作为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巨人,美国处于阻碍中国崛起的理想位置。

从1980年开始,美国总统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这一称号赋予中国最好的对美贸易条件。这种偏袒本应随着冷战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人本应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对中国施加更严厉的条款。即使协议对美国不利,他们也应该这样做;鉴于中国经济规模较小,它受到的打击将比美国经济大得多。

相反,美国总统不明智地每年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2000年,美国将这一地位永久化,使错误进一步加重,这显著降低了华盛顿对北京的影响力。第二年,美国再次失误,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中国企业扩张,产品更具竞争力,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除了限制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美国还应该严格控制美国尖端技术的出口。出口管制在1990年代和后一个十年的初期会尤其有效,当时中国公司主要是复制西方技术,而不是自己创新;拒绝中国获得航空航天和电子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几乎肯定会减缓其经济发展。

但华盛顿让技术不受限制地流动,允许中国挑战美国在关键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犯了降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壁垒的错误,在1990年投资规模还很小,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迅速增长。

如果美国在贸易和投资上采取强硬态度,中国肯定会转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但它在1990年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美国不仅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最尖端的技术,而且还拥有多种手段——包括制裁和安全保障——它本可以用来说服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作为限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作用的努力的一部分,华盛顿本可以集结日本和台湾地区等盟友,提醒他们强大的中国将对其构成生存威胁。

鉴于其市场改革和潜在的大国力量,尽管美国采取这些政策中国仍会崛起,但它会在更晚的时候成为一个强国。而当这一幕实现时,它仍将明显弱于美国,因此无法谋求地区霸权。

因为在国际政治中,相对而非绝对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的逻辑表明,美国决策者应该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努力,与维持(最好是加强)对中国的领先地位结合起来。

美国政府本可以在研发上投入巨资,为保持美国掌握尖端技术所需的不懈创新提供资金。它本可以积极阻止制造商转移到海外,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并保护其经济免受脆弱的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但这些谨慎的措施都没有被采纳。

美国的幻想

鉴于1990年代华盛顿建制派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必胜”的观念,现实主义思想几乎不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反,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通过传播“民主”,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加强国际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

这种逻辑应用于中国时,定下了一种接触政策,即美国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希望它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人们认为,中国甚至会成长为尊重权利的“民主”国家和负责任的全球行动者。与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主义不同,“接触”政策乐见中国增长。

对于这样一个冒险的“接触”政策,支持的广度和深度是超乎寻常的,跨越了四届政府。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前就致力于与中国接触。在政治风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辩称,美中“商业往来(已)在本质上导致了更多的对自由的追求”,并且经济激励使民主化“不可阻挡” 。两年后,当他因更新中国最惠国地位而受到批评时,他为接触政策辩护,声称这将“有助于为民主变革创造氛围”。

比尔·克林顿批评布什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溺爱”中国,并在进入白宫后试图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但他很快改变了方向,在1994年宣布美国应该“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接触”,这将有助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在经济上不断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不断成熟,以便保护人权”。

克林顿率先说服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基础。 “如果你相信中国人民会有更大的开放和自由,”他在2000年坚持说,“你应该支持这个协议。”

乔治·W·布什也支持将中国带入全球经济圈,作为总统候选人承诺“与中国的贸易将促进自由”。在上任的第一年,他签署了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地位的公告,并为引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出了最后一步。

奥巴马政府更是如此。“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我的目标一直是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中国接触,管理我们的分歧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合作机会,”奥巴马在2015年表示,“而且我一再说过,我相信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

有人可能认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公布的“转向亚洲”政策代表着从接触向遏制的转变,但这是错误的。她是一位坚定的接触支持者,她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为“转向亚洲”给出了些理由,其中充满了关于开放市场优点的自由主义言论。“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她写道。此外,除了在澳大利亚部署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步骤来实施严肃的遏制战略。

美国商界也广泛支持接触政策,他们将中国视为制造基地和巨大的市场,拥有超过10亿的潜在客户。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等贸易团体进行了时任美国商会主席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Donohue)所说的“不间断游说闪电战”,以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媒体的领军人物也接受了接触政策,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委员会。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没有其他机构、组织的参与——从有效的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到获得法治支持的自由和负责任的媒体,中国领导人根本无法控制和监管其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或者防止小人物受骗后参与反政府暴动。而这些机构是和自由市场天然在一起(电视剧)的。”

接触政策在学术界同样受欢迎。很少有中国专家或国际关系学者质疑,帮助北京变得更强大是否。要观察外交政策机构对接触的压倒性支持,最佳指标也许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他们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冷战时期最杰出的鹰派人物,但都支持该战略。

接触政策的捍卫者辩称,他们的政策有失败的可能性。克林顿在2000年承认:“我们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乔治·W·布什同年说:“没有任何保证。”然而,像这样的怀疑很少见。

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接触支持者预见到失败的影响。他们相信,如果中国拒绝“民主”化,那只会是一个能力较弱的国家。没有民主化却变得更强大的前景似乎并未出现在他们的计算中。此外,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政治是旧思想。

一些接触支持者现在认为,美国是两面下注,在与中国的友谊没有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同时寻求遏制和接触。克林顿政府期间曾在五角大楼任职的约瑟夫·奈在2018年这样写道:“只是为了安全,我们制定了保险的政策,以免接触政策赌输了。”这与美国决策者经常表示他们没有遏制中国的说法不符。例如,1997年,克林顿将他的政策描述为“不是遏制和冲突”而是“合作”。但即使美国决策者悄悄遏制中国,接触也会破坏他们的努力,因为这项政策最终将全球力量平衡转向了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创造一个同等级别的竞争对手与遏制很难保持一致。

失败的实验

没有人可以说,接触政策未得到足够多的发挥作用的机会,也没有人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成为威胁是因为美国未给其提供足够的空间。随着岁月的流逝,很明显,接触政策是失败的。

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并没有变成“自由民主”国家或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反,中国将自由主义价值观视为对其国家稳定的威胁,并且正如新兴大国通常所做的那样,正在推行越来越激进的外交政策。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接触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是两位承认接触政策失败的前奥巴马政府官员,现在正在拜登政府任职,正如他们在2018年所写的:“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历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期间誓言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对其海洋主张提出异议,并在世贸组织内对其提起诉讼,但这些半心半意的努力收效甚微。直到2017年,政策才真正改变。唐纳德·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后,他迅速放弃了前四届政府所采用的接触战略,转而寻求遏制。

正如当年发布的一份白宫战略文件所解释的那样,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中国现在寻求“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川普决心阻止中国取得成功,于2018年发起贸易战,试图削弱威胁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科技巨头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他的政府还与台湾地区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并挑战了北京在南海的主张。第二次冷战正在进行中。

考虑到拜登在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和在奥巴马政府里担任副总统时,曾坚定地支持接触政策,有人可能会预期他放弃遏制,恢复接触。事实上,作为总统,他已经接受了遏制政策,并且和他的前任一样对中国的态度强硬,在上任后不久就承诺与中国进行“极端竞争”。

国会也是如此。6月,参议院在两党的支持下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该法案将中国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挑战”。美国公众似乎也认同这一观点: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十分之九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实力是一种威胁。美中新的竞争不会很快结束。事实上,无论谁入主白宫,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加剧。

热战的危险

接触政策剩余的捍卫者,现在将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归咎于那些一心想要制造美苏式对抗的个人——前小布什政府官员罗伯特·佐利克把他们叫作“新冷战斗士”,一切都是他们个人行为的结果。

在接触支持者看来,进一步经济合作的动机大于大国竞争的需要。共同利益胜过利益冲突。遗憾的是,接触政策的支持者徒劳无功。第二次冷战已经来了,当人们比较两次冷战时,很明显,美中对抗比美苏对抗更有可能导致一场热战。

两种冲突之间的第一个对比点关乎能力。就潜在实力而言,中国已经比苏联更接近美国。1970年代中期,在其国力鼎盛时期,苏联对美国的人口优势很小(不到1.2比1);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粗略的财富指标,几乎是美国的60%。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财富是美国的70%左右。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每年约5%的惊人速度增长,它最终将拥有比美国更大的潜在力量。

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拥有大约3.7比1的人口优势。如果中国在2050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韩国,那么中国的富裕程度将是美国的1.8倍。如果它做得更好,到那时达到美国人均GDP的五分之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日本,它将是美国的2.3倍。凭借所有这些潜在的力量,北京可以建立一支比美国强大得多的军队,美军还不得不从6000英里外来与中国军队比拼。

苏联不仅是比美国穷;即使在冷战高峰期,它也仍然在试图从纳粹德国造成的可怕破坏中恢复。二战期间,这个国家失去了2400万公民,更不用说7万多座城镇和村庄、3.2万家工业企业和4万英里的铁路。它没有能力与美国作战。相比之下,中国上一次打仗是在1979年(对越南),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经济巨头。

对苏联国家力量的另一个拖累,就中国而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麻烦的盟友。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在东欧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并深入参与了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它不得不与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作斗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经常挑战莫斯科的经济和安全政策。苏联人也忙于与中国打交道,后者在冷战中途改变了立场。

这些盟友让莫斯科头疼,它使苏联领导人分心,不能集中精力应对主要对手——美国。当代中国几乎没有盟友,除了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与朋友的联系远不如苏联与他们的朋友那么紧密。总之,北京在国际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意识形态动机呢?与苏联一样,中国名义上由共产主义政府领导。但正如冷战期间的美国人错误地将莫斯科主要视为共产主义威胁,正决心在全球传播其“邪恶”的意识形态一样,今天将中国描绘成意识形态威胁也是错误的。

苏联的外交政策只受到共产主义思想边缘性的影响。约瑟夫·斯大林是一个铁杆现实主义者,他的继任者也是如此。美国人倒应该希望中国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它的经济就会沉睡下去。

但中国确实存在一种“主义”,一种可能会加剧其与美国竞争的“主义”:民族主义。通常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苏联的影响有限,因为它与共产主义相悖。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一直在蓄势待发。

中国强调“百年国耻”,这使其民族主义特别危险。那一时期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此后,中国成为大国的牺牲品,尤其是日本,但在中国的叙述中,美国也是加害者。这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叙述的影响,在2012-2013年得以展现,当时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发生小规模冲突,引发了中国各地的反日抗议活动。未来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竞争的加剧必将提升中国对日本和美国的敌意,增加爆发热战的可能性。

中国的地区野心也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忙于从二战中恢复并管理东欧帝国的苏联领导人基本上满足于欧洲大陆当时的局面。相比之下,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东亚的扩张议程。尽管中国的主要目标对其来说当然具有战略价值,但它们也被视为神圣领土,这意味着它们的命运与中国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台湾地区尤其如此:中国人对该岛有一种情感依恋,这是苏联人对柏林从未有过的感觉,如果让华盛顿承诺捍卫它,会使战争风险变大。

最后,新冷战的地理环境比旧冷战更容易发生战争。尽管美苏对抗的范围是全球性的,但其重心是欧洲的铁幕,双方都拥有配备数千枚核武器的庞大陆军和空军。欧洲发生超级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双方的决策者都了解核升级的可怕风险。没有一个领导人愿意引发一场可能会摧毁他自己国家的冲突。

在亚洲,没有像铁幕那样清晰的分界线来锚定。相反,有一些潜在的冲突是有限的,并且会涉及常规武器,这使得战争成为可考虑的选项。它们包括争夺对台湾、南海、钓鱼岛以及中国与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航线的控制权。这些冲突将主要发生在敌对的空中和海上力量之间,在开阔水域进行;在争夺岛屿控制权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地面部队可能会参与其中。即使是可能让中国投入两栖部队的台湾地区争夺战,也不会涉及庞大的核武装的相互碰撞。

这并不是说这些有限的战争情景是可能的,但它们比假设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合理。尽管如此,人们不能假设如果北京和华盛顿因台湾地区或南海而发生冲突,不会升级到核战争。

的确,如果一方损失惨重,至少会考虑动用核武器来挽救局面。一些决策者可能会得出结论,只要袭击发生在海上并且不影响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就可以使用核武器而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升级风险。在新冷战中不仅更有可能发生大国战争,而且核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

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

尽管人数减少了,但接触政策的倡导者仍然存在,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可以与中国找到共同点。直到2019年7月,100名中国观察人士还签署了一封致川普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拒绝接受北京构成威胁的观点。“许多中国官员和其他精英都知道,与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正合作的方式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写道,然后呼吁华盛顿“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繁荣的世界,其中中国会获得参与的机会”。

但大国就是不愿意让其他大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而变得更强大。这种大国竞争背后的驱动力是结构性的,这意味着无法通过明智的决策来消除这个问题。唯一可能改变潜在动态的,将是一场阻止中国崛起的重大危机——考虑到该国长期以来的稳定性、能力和经济增长,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太会实现。因此,一场危险的安全竞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充其量,可以通过避免战争来管理这种竞争。这将需要华盛顿在东亚维持强大的常规力量,以说服北京相信一场武装冲突最多只能带来得不偿失的胜利。通过说服对手无法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阻止战争。

此外,美国决策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以及中国领导人——战时核升级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毕竟,核武器是终极威慑力量。

华盛顿还可以努力为这种安全竞争制定明确的道路规则——例如,避免海上事故或其他意外军事冲突的协议。如果每一方都明白越过对方的红线意味着什么,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这些措施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固有的危险。但这是美国为曾经无视现实主义逻辑、将中国变成决心在各个方面挑战它的强国,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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