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越来越多地将胁迫性的经济措施作为外交政策工具

12月28日，据美国之音报道，12月12日，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七国集团（G7）外交和发展部长会议闭幕。在同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G7谈及了中国利用经济实力对他国政治施压的行为。

“我们已在本周末的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对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感到担忧，” 此次峰会主席、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在G7于利物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次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做出回应，称对G7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指责中国实施‘胁迫性经济政策’，更是毫无道理，” 大使馆在12月1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越来越多地将胁迫性的经济措施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两人合著的《其他手段的战争：地缘经济学和治国方略》（War by Other Means：Geoeconomics and Statcraft）中写道，中国已成为“领先世界的地缘经济学实践者”。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12月7日在美国国会一场主题为“中国如何利用经济胁迫压制批评者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听证会上作证时指出，所谓胁迫性经济措施即“一个国家威胁或实际向某个目标国家强加经济损失，以获取政策上的让步。”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三分之二国家的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发展融资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市场，其经济重要性为北京对他国强加其政治意愿提供了强大的杠杆力。

据保障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e Democratic）运营的“威权干预追踪仪”提供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实施经济胁迫的案例共有68起。该追综仪收录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经济及其他手段破坏民主的案例。

据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一份报告，中国自2010年起惯常性地对一些被其认为对其领土主张、国家主权、国内政治制度或其他“核心利益”构成挑战的国家进行经济惩罚。

以下是由“威权干预追踪仪”和其他有关研究统计的部分中国经济胁迫案例 ——

贸易限制

贸易限制的具体手段包括实施进出口限制、提高关税、针对性的海关检查、拒绝发放许可证、非正式禁运令和选择性使用国际商务法规。

例如，中国12月3日在其海关系统中取消了立陶宛的原产国身份，也就是暂停了与立陶宛之间的所有进口和出口。此决定下达前不久，立陶宛决定允许台湾在该国首都维尔纽斯开设办事处。

中国还批评美国“激怒盟国，挑起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紧张和中断”。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英文网站10月份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除了中国，美国还通过一系列胁迫手段，将一系列合作伙伴拖入贸易争端和技术压制之中。”

不过，美国及其他西方政府通过公开发表的、依照相关法律的制裁、投资限制或贸易控制举措进行经济施压，而北京的施压方式主要依赖于非正式的、法外的惩罚举措。

CNAS的报告中称，中国“不在法律层面上将外交政策争端与强制性措施联系起来，这为其公开否认（报复）以及升级或和缓（报复性措施）创造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报告还称：“中国通常通过选择性实施国内法规 —— 其中包括升级海关检查或卫生检查强度 —— 等非正式措施制造经济成本，并使用法外手段，比如利用官媒鼓励民众抵制，以及派政府官员直接对特定企业施加非正式压力。”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