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退缩了 “共同富裕”虎头蛇尾 经济面巨大困难

4月4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显然从其最重要的政策行动之一退却了，表明习近平执政近十年来，重塑中国经济和减少不平等现象存在巨大困难。

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习近平大力宣扬一项被称为“共同富裕”的标志性计划。在人们担心精英阶层从中国的经济繁荣中获益过多之际，该计划旨在重新分配更多的中国财富。它为习近平的许多政策行动提供了支持，包括对被视为利用自身市场力量提高利润的科技公司进行整顿。

不过，尽管针对科技公司的部分整顿行动仍在继续，但随着中国将政策重心转向支撑正在放缓的经济，该项计划的其他部分却是有头无尾。

去年，在国家媒体、学校以及习近平和其他人的讲话中，“共同富裕”这一字眼似乎无处不在。去年秋季共产党会议期间通过的一项历史性决议中，这一措辞出现了八次。此次决议将习近平置于与毛泽东平等的高度。

在今年3月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1.7万字的政府经济工作报告中，“共同富裕”一词只出现了一次。

财政部最新的预算报告没有明确中央政府为该项计划分配资源的具体目标。在被指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新经济计划几乎没有提到可能会让较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的政策。

中国政府已经收回了与这场行动有关的一些措施。政府上个月搁置了扩大一项新房地产税的计划，该计划本可以为社会福利项目提供资金，但遭到了精英阶层和决策者的反对，担心这会推低房地产价值。目前，该税种的试运行仅适用于上海和重庆。

财政部的理由是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试点改革城市的条件，但未予详细说明。

“共同富裕”声势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习近平需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的当口，所颁布的政策却令企业主恐慌，拖累了经济增长。习近平正在为今年晚些时候将召开的政治会议作准备，预计届时他将赢得第三个任期。

但经济学家和学者们表示，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如果没有更为大刀阔斧——而且可能伤筋动骨的——改革，“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无法实现，而这种变革似乎是习近平不愿接受的。

这包括对中国的税收和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税收体系的累进程度较低，税收负担主要落在较低收入的工人身上。提升较高收入人群的税率一直面临阻力，因为这类人群往往有更多政治背景。

经济学家说，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税收制度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来为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提供资金，使之达到习近平“共同富裕”计划所希望的水平，这个问题已经导致中国向民营企业和众多富豪施压，以实现再分配的目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一比例约为10%；社会保障缴款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5%，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OECD）成员国9%的平均水平。

“所有这些变化都涉及大量的政治行动，”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研究员George Magnus说。“我认为该国政府不愿意出台这些措施。”

作为中国最高政府机构的国务院和浙江省政府没有对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共同富裕”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用它来描述减少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想。

然而数据显示，自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流动停滞，习近平认为这种趋势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的数据，2021年中国10%最富有的的人占有该国全部家庭财富的68%。

习近平去年1月告诉官员们实施“共同富裕”刻不容缓，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随着中国经济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之后强劲反弹，决策者看到了一个推动变革的机会，他们希望这些改革能够实现习近平的目标。

经济学家说，随后出台的监管规定主要涉及整顿那些被认为赚钱太多或者金融风险太大的行业，而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来激励创新或增加中国中低阶层的机会。

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更严格监管减少了企业的冒险行为，但也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对科技公司和营利性校外辅导机构的整顿打击了垄断行为，但却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同时中国上市公司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市值被蒸发。

中国总体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为，中国今年将很难实现政府设定的5.5%左右的增长目标。

尽管科技公司和企业家承诺向“共同富裕”倡议捐献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款项，但经济学家表示，这种一次性的馈赠并非等同于能够带来长期社会变革的可持续战略，同时整治行动带来的损害可能会持续多年，因为这一行动暗示私人创业已经过时。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称，“共同富裕”的口号几乎成为一些企业的集结号，但讽刺的是，这些企业用这个词推断出一整套旨在控制甚至摧毁中国私人创业的政策。史宗瀚表示，他认为这不是中国政府希望传递的信息。

随着增长放缓的幅度超过预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3月份承诺，进一步的监管将更加透明和可预期。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如果增长出现强劲反弹，中国可能在今年秋天的中共会议后重提“共同富裕”倡议。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曾经打算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帮助中国百姓分得更大块的增长蛋糕。牛津大学的Magnus和其他经济学家表示，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把更多收入以及控制权从政府转移到私营部门，但这与习近平的初衷相悖。

得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甘犁称，另一种方法可能是对个人征收遗产税或资本利得税，这将使更多财富从富裕家庭转移出去，但可能也会遭到反对。

其他经济学家说，中国需要改变地方政府获取收入的方式——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下，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可能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

目前地方政府负责提供许多社会福利，但通常负债累累，自行筹集资金的能力有限。因此，地方政府没有什么动力去承揽大规模的福利项目。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史宗瀚称，相反，地方官员倾向于投资那些能更快见效的项目，比如基建项目，或者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比如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或增强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