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迈向恒久战时经济 世界性通胀 凛冬至无退路

来源：思想坦克

作者：陈信仲 目前就读于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博士班。关怀德国、日本，当然包含祖国臺湾在内的种种人文社会思想议题。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为臺湾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尽绵薄之力。

日本著名的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者、《TPP亡国论》作者中野刚志，在包含日本在内的全世界，困于战争、疫情与气候暖化之时，更深陷严重物价上涨的当下，耗尽毕生所学，日前（2022.12.15）紧急出版了《世界性通膨与战争—迈向恒久战时经济》（世界インフレと戦争—恒久戦时経済への道）一书，里头详尽地研究了为何这几年全世界物价直线上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更作为一个尽责的官僚，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

笔者在读完此书，感叹人才辈出的日本，丝毫不受高龄少子化的影响，仍有如此高水准的政治评论的同时，更深感才疏学浅的自己，有向台湾读者介绍该书论点的责任。本书涵盖严谨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图表架构，以及精彩的学说辩论，但由于文章篇幅只能忍痛割爱，本文只讲述该书的核心论点，并参照当下台湾的局势，谈谈一些读后感想。

通货膨胀的两种类型

在本书的开端，中野刚志为读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新凯因斯主义对于通货膨胀的两种类型划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 Inflation）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 Inflation），简单来说，前者是因为供给短缺，无法赶上需求导致；后者则是需求增多，大过于供给所致。举个简单的例子，成本推动型就好比产油国禁运石油或者油田枯竭、或者农作物欠收、就连高龄少子化所导致的劳动力不足，都算此类的通货膨胀。而需求拉动型就像战争时对物资的大量需求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会导致物价的上升，唯一不同的是，需求拉动型的情况下，由于必须加紧生产来弥补供给的不足，因此产生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此时劳动者较有能力向资方要求加薪。并且政府可以利用加税以及升息（提高利率）的方式减少过剩的需求，让景气不至于过热、物价归于平稳、贫富差距不至于扩大。甚至某个意义上来说，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甚至有让经济增长的效果，但过热的话则有泡沫化的风险。

然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就没有这么容易解决了，因为原油枯竭、农粮不足的情况，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政府需要开发新的油田或替代能源，扩大粮食生产、向国外进口等，而这都不是即时就能解决的，需要大规模、长期、有计划的公共投资。而且应对失当还会导致停滞性通膨，也就是所谓的“滞涨”，在物价上涨的同时，还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与生产减少，落入整体经济衰退的陷阱当中。

那么问题来了，二战以后世界历经了六次不同成因与程度的通货膨胀，2022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历经的是哪一种呢？事实上，上述所谓的两种通货膨胀，或多或少以混合的形式出现，只是何者比例更多一些。很不幸的，今日我们所面临到的通货膨胀，就中野刚志的断言，是成本推动型居多，甚至到了停滞性通膨的地步了。不仅如此，跟1970年代出现的滞涨相比，现在的滞涨局面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了。

无路可出的经济困局

何以至此？中野刚志提出了几个因素，其一是现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滞涨，源于乌俄战争导致的能源供给短缺、美中贸易战争的产业重组、新冠肺炎导致的疫情、气候变迁与减碳政策。上述这些成因不仅盘根错节，许多都已经超出经济学所能处理的范围，需要更多专家的跨领域合作才能理解这些结构问题。

其二是短缺的物资比起19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的原油，这次短缺的物资则不只有原油和天然气，甚至连小麦等粮食、稀缺金属与半导体都是欠缺的状态，唯一幸运的是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上独占鰲头，暂时不受短缺影响。

其三也跟短缺有关，但缺少的是因为少子高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不足。

其四则是相较于经济成长的1970年代，现在的世界则陷入长期的停滞，换言之其实就算没有战争与疫情，世界经济也本来就处于危机之中，战争与疫情只是引爆了这场危机而已。

其五则是劳工议价能力的下降，1970年代还是工会仍有实力的时代，物价上涨可以藉由劳资之间的协调，涨薪资来加以弭平。然而现在已开发国家的工会的组织与议价能力下降，薪资停滞不前，也就更无法应对通货膨胀的局面。

其六则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的终结，就中野刚志所说，这个论断不是少数学者的臆测，而是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的执行长劳伦斯・芬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曼等全球菁英的共识。全球化在经济上的贡献，在于能够提供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例如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为世界经济提供了便宜的劳动力，并且在供给短缺之下，流通的物资与原料也可以迅速补足。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就逐渐弱化，直到乌俄战争打下全球化的休止符。全球供应链“寸断”、原物料因为各国经济安全的考量，挪为己用无法调度、企业到开发中国家寻求低廉的劳动力会遇到排外民族主义的阻挡。简单来说，全球化的终结，断了世界各国逃离通货膨胀甚至“滞涨”的后路。

其七则与台湾息息相关，中野刚志认为，地缘政治的因素也影响了通货膨胀。甚至有互为因果的作用，乌俄战争导致的粮食与能源价格的上涨，又会让国际局势更不稳定、提高地缘政治的风险。而美国国力的衰退与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张，更是今后东北亚一切冲突的根源。

综上所述，当今我们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危机以及通货膨涨乃至滞涨的局面，比起过去更加的复杂，更令人绝望的是，全球化的终结斩断了大家逃离这场经济灾难的出路，更甚者加深了地缘政治的危机。不夸张地说，此后人们即将面临的历史巨变，恐怕都是上几个世代加总也未能及的。中野刚志在本书的结尾认为，今后的日本政府与政治家，恐怕要秉持著“悲观的积极主义”加以行事，意即，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结果为何的情况下，面对已成现实的悲剧（美国国力衰退导致中国的军事威胁已经远超日本所能应付、长期的通货膨胀）戮力追赶。

台湾今后的课题

被中野刚志称为“悲观的积极主义”，所不得不做的政策，主要有两大方向，其一，强化安全保障，拋弃全球化下的和平幻想，在无法继续依靠美国霸权的前提下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因为已经走到少子化与经济停滞的中国，作为国内焦点的转移，一定会武力统一台湾，而这对于仰赖进出口贸易的日本将是生死攸关的威胁。其二，扩大内需、投资产业政策。并且要以数十年为单位进行巨额的投资，因为大规模、长期有计划的投资，才可能保护重要展业与技术，并且开发新的技术弭平供给层面上的长期短缺。

换言之就是“大政府”的回归，除了带领举国脱离经济的困局之外，短期之内通货膨胀造成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失序，仍然需要国家来救济与维持。近来岸田政府的种种施政来看，经产省鉅额补助台积电到熊本设厂、增税扩大国防预算、疫情与通膨中广发救济金（身为留学生的笔者也有领到），诸如此类，中野刚志的构想，其实在日本国内的官僚政界中，隐隐约约成为某种共识。而种种的举措，正如同中野刚志所说，是恒久的战时经济体制，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跟交战国政府所作所为差不多。

然而台湾呢？地方大选过后的台湾，以及近来国内的政治动向，都让人深深感到忧虑，地方大选由放弃国防安全的国民党大获全胜，并且在经济上极度亲中，罔顾产业技术的流失，完全没有经济主权的概念，更有意地淡化中国对台的威胁。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台湾选民普遍缺乏安全意识、没有长远计画、投票行为情绪化所致。

否则，要是知道通货膨胀背后的世界因素，又为何会被蛋价等恶意的风向任意摆佈呢？而地方大选大败的民进党，“不得不然”也好、“时势所趋”也罢，要将超徵的税额发还给国民，而不将其用在产业技术、国防安全等的长远投资之上，属实可惜，也有激化物价近一步上涨的风险，不过考量到选后方寸未定、进退失据的形势，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悲哀。

读毕此书，深感中野刚志所谓的“悲观的积极主义”在台湾是如何地寸步难行，国民普遍的政治思维是“我俩没有明天”；政治从业者则是“我死哪怕洪水滔天”。无论何者都注定狭隘而短视近利，不利于台湾长远的发展与生存。何况全球经济的凛冬已至，寒冻冬夜的尽头，迎接我们的将是春暖花开，抑或是长期衰退下四海困穷、彻底失去自由？事在人为，端看有识者们的觉知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