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清楚政府陷“塔西佗陷阱” 逃脫不了的“黑洞”

來源：美國之音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爲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泛指壹個政府或政權由於喪失了人民對它的基本信任，無論它作什麽或說什麽，都不會認爲是善意。

【習近平清楚政府陷“塔西佗陷阱” 逃脫不了的“黑洞”】
從這段話看，習明白中共壹旦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可怕後果。事實上對這壹後果中共曆任領導人都知道，也試圖去解決它。官方學者也爲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議，尤其是針對自媒體時代的政府公信力問題...https://t.co/VNiDFMeLXi pic.twitter.com/B3hjT7n86V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February 6, 2023

最新壹起驗證中國地方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事情，是近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胡鑫宇事件。胡鑫宇是江西上饒鉛山縣緻遠中學的壹名住宿生，去年10月14日在校內離奇失蹤，家屬、志願者和地方政府多番搜尋未果，百日後才被人發生吊死於糧庫內的樹林，而此地距學校的直線距離不過200米。儘管公安部門在調查和技術分析後已認定胡鑫宇係自缢死亡，但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警方的這個結論。

也許胡鑫宇的確死於自殺，因爲壹個中學生社會面很單純，而且是在密封的校園內，又是在防疫最嚴格的階段，從警方展示的證據看，似乎無法得出他殺的結論。可現在的問題是，此案從頭至尾，由於過於離奇，很多疑點按常識無法解釋，即使在警方建立了自殺的邏輯鏈併出示相關證據後，壹些疑點還是得不到合理解釋，比如，胡鑫宇既然決定自殺，爲什麽非要找壹個偏僻、雜枝叢生的，人們不易找到的樹林自缢？從而給了大衆各種猜想的空間。

“胡鑫宇事件”，地方官員指責自媒體帶偏節奏

在“胡鑫宇事件”的發布會現場，地方官員指責輿論尤其壹些自媒體爲博眼球、流量或其他目的，而故意帶偏節奏，陷政府於不義。衆聲喧嘩下，當然不排除官方眼中的某些“不良”自媒體，會這樣做，然官方也有意回避此事背景，即胡鑫宇在校園失蹤的時候，正是中國動態清零最嚴之時，普通民衆如果不帶身份證和核酸檢測證明等防疫證件，要離開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單位，尚且寸步難行，壹個中學生能跑多遠？而胡鑫宇竟在校內的監控攝像頭前失蹤，壹百多天找不到人，連地方政府組織的“地毯式搜索”都沒有發生他的蹤迹，就像外星人壹樣人間蒸發！這本身就是多麽好的“造謠”素材，故要說壹些自媒體用造謠煽起民衆對政府的不滿，也是政府的回應不力給了他們這個機會。

地方政府可能併沒有不重視這個案子，它引起的全網關注和出現很多針對政府的不利傳聞，會讓地方政府倍感壓力。事實上，江西針對此案成立了省市縣叁級政府相關部門組成的專班，期間也回應了家屬和外界的質疑。但正如人們看到的，官方的動作與回應非但未能打消輿論的懷疑，反加重了這個事情的蹊跷色彩，讓輿論生出種種黑幕聯想。

原因除了官方回應的遲鈍和方式的生硬外，本質上是文章開頭談到的塔西佗陷阱。社會有相當壹部分人根本不信政府的說法，認爲地方政府從壹開始就和學校管理層壹起，在隱瞞事情真相，胡鑫宇不是“離奇失蹤”，而是壹起由校方、老師和官員共同參與的犯罪集團製造的犯罪事件，要不然，人怎麽可能找不到！正因爲預先認定了這種或者類似看法，地方政府的回應在他們看來就有點“此地無銀叁百兩”味道，而此種聲音在民間輿論影響很大，讓那些本來對政府半信半疑的人也跟着懷疑政府的用心，從而導緻壹件單純的中學生失蹤案變得復雜起來。

這不是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第壹次面對輿論風暴出現的“塔西佗陷阱”，遠的不講，去年的“鐵鏈女事件”即是壹個典型。儘管江蘇地方政府處理了壹批在“鐵鏈女事件”中失職的官員，但是民衆還是對“鐵鏈女”就是小花梅的說法不買賬。“胡鑫宇事件”和“鐵鏈女事件”的壹個不同之處是，中國政府剛剛經曆了疫情清零的大反轉，而它涉及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全民對習叁年處理疫情的做法非常不滿，導緻其形象和信譽受到極大損害。“胡鑫宇事件”發生在清零的末尾，它讓民衆進壹步惡化了對習和中共政權的印象和認知。

習近平清楚政府陷“塔西佗陷阱”

無論是習還是中國政府，都清楚人民對中共政權信任消失的可怕後果。2014年，習在河南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到“塔西佗陷阱”，用他的話說，如果群衆觀點丟掉了，群衆立場站歪了，群衆路線走偏了，群衆眼裏就沒有妳。古羅馬曆史學家塔西佗提出了壹個理論，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麽言論、無論做什麽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壹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壹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從這段話看，習明白中共壹旦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可怕後果。事實上對這壹後果中共曆任領導人都知道，也試圖去解決它。官方學者也爲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議，尤其是針對自媒體時代的政府公信力問題，比如認爲政府應對突發事件要開誠布公，公開透明，不應簡單闢謠或者回避；改變傳統行政範式和觀念，加強政府事務的解釋力，官媒要第壹時間傳遞真相，以正視聽；利用微博微信等改進工作，及時闢謠；選擇合適的新聞發言人；政府不能以家長式領導手段控製社會特別是輿論，放下權力身架，融入公共話語，知民情、理民意；等等。

習之所以在蘭考縣提出“塔西佗陷阱”問題，是因爲蘭考在毛時代曾經出了壹個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習的用意很明顯，如果黨的幹部都像焦裕祿那樣愛民如子，政府就不會出現“塔西佗陷阱”。但習可能也知道，要今天的官員成爲焦裕祿式幹部，是不現實的，中共不是沒倡導過焦裕祿精神，可幹群關係併沒有好轉。

中國政府也試着根據今天的狀況去探索壹些新的辦法改善和群衆的關係。不過，如果說在網媒興起早期，政府和官員在管理輿論和社會上，確實存在因爲不熟悉這種新生的輿論生態而在回應熱點問題和公共事件時手忙腳亂的笨拙情況，那麽到現在，要說他們還不熟悉和了解自媒體，不掌握整個社會的生態環境，是不準確的。每級政府都建立了輿論發布的標準作業流程，壹旦有突發事件，官方向外界釋放的信號往往是“第壹時間啓動應急預案”。可從實際效果看，經常是差強人意，很多時候併未做到在第壹時間啓動預案，幾乎每次事件都是政府危機公關的失敗，讓其形象壹次次受到傷害，以緻現在到了不改朝換代，民衆對政府的信任就不可能恢復，中共政權的信譽危機就無法挽回的程度。

“塔西佗陷阱”是中共逃脫不了的“黑洞”

出現這種現象，每個案例有其各自具體原因，但深層的、共同的因素還是要從專製政權的自身邏輯去尋找。由於它不肯放棄對國家和社會的權力和資源的壟斷，不和人民分享統治權力，越要鞏固政權，就越要榨取資源，剝削大衆；特別對專製統治下的各級官員來說，在爲政權效忠的同時，還必須滿足個人的私欲，才有動力去維護這個政權及其專製統治，維護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和地位。從而，專製政權就必須放縱壹定程度的腐敗。至於這個腐敗放縱在何種程度，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民間對腐敗的承受力度以及腐敗對政權造成的破壞程度來決定的，多數時候專製政權對腐敗是不怎麽約束的，特別是在政權末期，但有時也會對官員嚴壹點，就像習近平開展的反腐運動。可不管怎樣，腐敗是壹定要允許存在的，否則就無人替政權賣命。

由於特權和腐敗的存在——前者也是腐敗之壹種，不允許有自由開放的選舉，有公民社會的發育和自治，有發達的媒體，讓民間毫無阻礙地去監督公權力等，總之，凡是壹切不利於專製政權長治久安的東西都會受到壓製，即使在某個時點發展起來了，之後也會受到限製和打壓。這就是中國政府“塔西佗陷阱”生生不息的根源。

現實中，鑑於中央政府“高高在上”，“塔西佗陷阱”看起來更多是由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造成的，可這決不僅僅意味着“塔西佗陷阱”隻發生在地方特別是基層政府層面。由於地方政府的授權來自中央，地方執行的是中央的政令，中央當然必須承受由地方造成的信譽受損後果。從人民和政府的關係看，不存在壹個中央和地方的劃分，在人民的眼裏，中央政府作爲國家的代表，地方及其官員的壹切腐敗行爲，皆是中央之責。所以，每壹起不該出現的危機和事件，都在爲中國政府製造“塔西佗陷阱”，是中共逃脫不了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