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文革式的中國? 人們遊走於洗腦和洗嘴之間

來源：美國之音

編者按：這是林培瑞爲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習近平把今日的中國帶回文革式的中國，人們又得面對“洗腦”的問題。何謂洗腦？本來，壹個人的腦袋影響另壹個人的腦袋是正常的，影響壹群人的思想也無可厚非。人群裏交換意見，互相影響，是健康的活動，也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所謂的groupthink（群體思維）也不壹定是洗腦。Groupthink常常隻是趕時髦，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回到文革式的中國? 人們遊走於洗腦和洗嘴之間】
今日的許多中國人有意識分裂現象。這也能理解。在當前的環境裏，意識分裂是很正常的現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飯喝酒，講故事說笑話罵習近平是“習禁評”，不亦樂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國家機器的零件。意識分裂是很明顯的...https://t.co/sarm66irW8 pic.twitter.com/UAYJzwBRMj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April 10, 2023

“洗腦”的意思是壹個站在衆人上面的權威，爲了自己的某種利益，往下強加概念和價值觀，懲罰出軌者。前蘇聯和東歐是明顯的例子。斯大林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前提是政治權威能塑造人的思想。納粹化的德國，波爾波特的柬埔寨也是例子。曆史上有許多例子。古今中外的邪教也很會洗腦。

中國共產黨的洗腦工程是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而且侵入人們的意識比蘇聯的還厲害，甚至能夠比肩邪教。

洗腦的途徑和手法有兩類：吸引人的和嚇唬人的。吸引類常常是預測壹個美好的未來：元代的紅巾起義，清代的白蓮教起義都預測彌勒佛的到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保證信徒死後會上天堂，馬列主義預告理想共產社會會實現，習近平的中國夢宣布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來臨。這些諾言儘管多麽不同但有兩點是相同的：1）獎勵要等到將來 2）必須服從的指示是現在的。

嚇唬人的工具還更多，更有效。妳不服從，我們給妳警告。妳不聽警告，懲罰就來，妳越不聽懲罰越厲害：侮辱，隔離，監督，竊聽，軟禁，解雇，威脅家人，綁架，失蹤，毆打，坐監，勞改，酷刑，壹直到死刑。這些懲罰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腦的關鍵不是懲罰本身，是對懲罰的恐懼。 恐懼對思維的影響是最大的。

在信息時代裏，與害相輔相成的壹個很重要的洗腦工具是愚民措施。到加州大學來念書的中國大陸本科生很多不知道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是怎麽回事，沒聽說過劉賓雁是誰，對今日在新疆的危害人類罪根本沒意識到。應該說是不允許意識到。

但畢竟，人腦是很復雜的東西，有很多層面。外在的權威，從上往下洗，究竟能洗百分多少？沒洗的層面還在那兒。不壹定十分正常，甚至矛盾分裂，可是還在那兒。

今日的許多中國人有意識分裂現象。這也能理解。在當前的環境裏，意識分裂是很正常的現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飯喝酒，講故事說笑話罵習近平是“習禁評”，不亦樂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國家機器的零件。意識分裂是很明顯的，而不隻是老百姓或知識分子這樣，國家幹部，壹直到高級幹部的位置，恐怕也常常分裂。

從自己的經驗裏，我就能舉不少例子。比如，大約是2002年，清華大學派了壹位副校長和壹位漢辦主任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研究學術交流的前景。我和普大的幾位高級官員跟他們在“教授俱樂部”吃了壹頓雅緻的午餐以後，兩個客人問能否到我自己的辦公室去進壹步談語言教學問題，是否能夠安排普大本科生到清華來進修。我當然同意。談了可能半個鍾頭以後，有壹位說要上廁所，問我在哪兒。我說出門向左，右側第二個門就是。 他走了。剛壹出門，第二位客人問我“有沒有天安門文件？”說的是我前壹年和黎安友合編的極其“敏感”的The Tiananmen Papers。我書架子上有幾本，拿了壹本準備送給他，打開準備簽字，他心急地說“不必不必，有信封嗎？”我拿了個大信封，把書塞在裏面，遞給他。 過幾分鍾，上過廁所的朋友回來了。要是這位去了，那位留了，會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不知道。但我相信兩個人的腦子都“有層面”。

毫無疑問，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裏，甚至在海外華人社會裏，意識分層面現象相當明顯。外面的表層是洗腦工程的產品，外表底下很可能藏着壹些別的念頭和價值觀。但我們不能說那層外表隻是假的，騙人的東西。從洗腦製度的角度來看，外表常常最重要的層面。外表標志妳服不服從外面的權威。下面舉兩個例子說明。

張愛玲的小說“赤地之戀”裏，有壹位年輕婦女在壹場批鬥會上受到很嚴厲的謾罵之後，悄悄離去，在暗地裏痛哭。別人發現她，指責她剛才接受群衆的批評是裝的。她反應快，登時說，不，群衆那麽關心我，那樣鼓勵我進步，哭的是感恩淚。這麽壹句聰明話能幫她逃脫困境罵？能，但併不是因爲別人看不穿她的謊言，而是因爲她說這句話等同於說“我向組織低頭，我接受我的卑下地位”。在洗腦者的角度看來，這句話就夠了。表層比內心重要。妳服從我是我的目標，妳自己怎麽想是次要的。

第二個例子是我的壹個很好的中國朋友，住在海外，跟我合寫了壹篇文章，到出版時，他問能否用筆名？我沒意見，出版社也答應，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麽需要筆名。我們合寫這篇文章併不是秘密。很多人已經知道，難道北京的有關部門蒙在鼓裏嗎？朋友解釋，筆名的關鍵作用不是保密而是跟對方保持壹種默契。妳知道我在批評妳，我知道妳不喜歡我的批評，妳知道我知道妳不喜歡，等等。誰不騙誰。但我不用真名挑戰妳，撕破妳的臉皮。我“考慮”妳，也希望妳考慮我，睜壹隻眼閉壹隻眼，照舊允許我回國。這個例子也夠清楚，官方的主要目標是控製壹個人的外表，內心如何是另壹個問題。 與其說是“洗腦”倒不如說是“洗嘴”。

雖說習近平把中國帶回文革式的社會，可是毛跟習的洗腦工程還是不同的。毛的更徹底。偉大舵手對年輕紅衛兵說“炮打司令部”，“靈魂深處幹革命”真點燃了他們火熱的內心。當然，毛時代裏也有很多外表和內心不同的例子，但到了習時代，幾乎壹切都在外表。我請問，今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點燃了多少內心的熱火？從外面看，毛和習都達到了“思想統壹”的目標，但相對地來說，毛的成就是更實質的，習統壹的是語言表層。

劉曉波2002年寫了壹篇“法輪功與人權意識的普及” 的散文，把毛時代的“強迫統壹”和02年對待法輪功的強迫統壹作比較。表面上看是壹樣的：報紙上，電視上，學校裏，會議裏罵法輪功是完全壹樣的，甚至用詞壹模壹樣，讓曉波聯想到文革的語言。但進壹步想，他意識到02年與文革有壹點是很不壹樣的。在毛時代裏，喊瘋狂口號的人壹般都相信自己喊的內容。思想統壹是真統壹。但02 年的統壹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而說的配套話。話起作用就行，信不信是次要的。必要的話，向自己的良心說謊也都可以。在文章結尾曉波問：哪種“統壹”是更可怕的？思想的統壹？還是對良心說謊的統壹？然後他更進壹步地問：哪種政權更可怕？要求思想壹緻的政權？還是要求人們對良心說謊的政權？

有沒有辦法逃脫中國共產黨的洗腦製度？我說有。這個龐大的工程，儘管存在了幾十年，還沒有能徹底消除人們的正常認識和正常價值觀。人的基本價值觀是人性的產物，不容易改變。中共踐踏了人性幾十年沒能把它撲滅。在我看來，精神分裂不是最糟糕的局面。精神要是沒分兩個層面，那就更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