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究竟哪裏出了問題？惡化程度如此嚴重

4月18日，據《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台灣台北——我剛剛結束了自新冠疫情以來的首次中國之行。重回北京讓我想起了自己作爲媒體人的首要原則：耳聽爲虛，眼見爲實。美中關係的惡化程度如此嚴重、速度如此之快，雙方的接觸點變得如此之少（美國駐華記者所剩無幾，雙方領導人也幾乎不再交流），以至於我們現在隻能以管中窺豹的方式觀察彼此。這樣下去不會有好結果。

【中美關係究竟哪裏出了問題？惡化程度如此嚴重】
台灣總統蔡英文最近訪美，導緻中國在台灣沿海舉行實彈演習併再次發出警告，台灣走向正式獨立的任何舉動都將破壞台海和平與穩定，而這隻是對當下局勢緊張到何種程度的最新提醒。https://t.co/qpypaaBudA pic.twitter.com/CBho6QMxXl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April 19, 2023

台灣總統蔡英文最近訪美，導緻中國在台灣沿海舉行實彈演習併再次發出警告，台灣走向正式獨立的任何舉動都將破壞台海和平與穩定，而這隻是對當下局勢緊張到何種程度的最新提醒。任何壹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失誤都可能引發美中戰爭，那會讓烏克蘭問題看起來不過是壹場鄰裏紛爭。

對我來說，這就是回到北京，用比管中窺豹更大的視角觀察中國會有所助益的原因之壹。參加中國高層發展論壇——這是北京邀請中外商業領袖、中國高級官員、退休外交官以及少數中西方記者參加的重要年度聚會——讓我想起了壹些古老的真知灼見，也令我大開眼界，看到了壹些關於究竟是什麽在侵蝕美中關係的新現實。

提示：最新的狀況與信任——以及信任缺失——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有很大關係，現在美中向彼此出售的許多商品和服務都是數字化的，因此具有雙重用途，即它們既可以是武器，也可以是工具。而就在美中互信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之際，這種信任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稀缺。這是非常糟糕的趨勢。

在更爲私人的層面上，回到北京也讓我發現，在過去30年的報道訪問中，我結識併喜歡上了那裏的許多人——但請不要把這話傳到華盛頓。民主黨和共和黨如今仿佛正在較勁，看誰的對華姿態更爲強硬。說實話，美中兩國如今都把對方過於妖魔化，以至於輕易就能忘記作爲人民，我們有多少共同點。除了美國，我想不出還有哪個大國在埋頭苦幹精神和資本主義的天性上比得了中國。

回到中國，也讓我再次感受到自上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甚至是自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建立的巨大影響力和國力。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對社會的控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牢固，這要歸功於警察國家監控和數字追蹤係統：面部識別攝像頭無處不在。中共粉碎了對其統治或對習近平主席的任何挑戰。現在，壹名來訪的外國專欄作家要想讓任何人——不管是高級官員還是星巴克的咖啡師——公開發表評論都難於登天。十年前還不是這樣的。

話雖如此，我們也不能被錯覺蒙蔽：中共的統治根基也是中國人民勤儉節約的結果，這使得黨和國家得以建造世界壹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財產，讓中國中下層民衆的生活不斷改善。

北京和上海已尤其變得相當宜居，空氣汙染基本消除，還多了大量適合步行的綠色空間。正如我在時報的同事柏凱斯（Keith Bradsher）在2021年所報道，上海最近新建了55個公園，全市公園總數達到406個，而且計劃再建近600個。

作爲少數幾個在中國大陸經曆近叁年嚴格“新冠清零”政策的美國記者，柏凱斯還告訴我，中國目前約有900個城鎮通了高鐵，即便是前往相當偏遠的地區也十分便宜、輕鬆和舒適。而在過去23年，美國隻修了壹條類似高速鐵路的線路——連接華盛頓特區和波士頓之間的阿西樂快線，沿途設有15個站點。想想吧：900比15。

我在這裏不是想證明高鐵比自由更好。之所以提這些是爲了說明，當妳身處北京才能明白，中國的穩定不隻靠警察國家愈發無孔不入的監視，也是因爲政府在穩步提高生活水平。這個政權既要掌握絕對控製，也在孜孜不倦地進行國家建設。

今時今日，對於壹個從紐約肯尼迪機場飛抵北京首都機場的美國人來說，這種體驗就像從擁擠的公交總站飛入迪士尼的明日世界。想到過去八年我們在那個名叫唐納德·川普的冒牌國家建設者身上浪費了那麽多時間，我就心酸不已。

到北京的第壹天，我與壹位年輕的中國女大學生進行了壹番交談。她的第壹個問題就提到了我寫過的壹本書：“弗裏德曼先生，世界還是平的嗎？”

我向她解釋了爲什麽我認爲按照自己的定義，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平——因爲互聯及數字化的穩步發展，與以往相比，更多地方的更多人得以用更少的成本在更多事情上競爭、聯結與合作。在北京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中國知識階層的連通性似乎超出以往，他們也更擅長繞過數字防火牆。

我可以看出那位女士對我的說法併不完全信服，所以我們轉向了其他話題。然後她告訴我：“我剛用過ChatGPT。”

我說，“妳都在北京用上了ChatGPT，還來問我世界還是不是平的？”

事實上，在北京流傳的壹個說法是，許多中國人都開始利用ChatGPT給基層黨組織寫思想匯報，這樣他們就不必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了。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就在妳開始擔憂肯尼迪機場的狀況，以及近年來關於中國將在人工智能競賽中將我們淘汰的那些傳言時，OpenAI這個來自美國的團隊推出了世界領先的自然語言處理工具，讓用戶能使用每壹種主要語言——包括漢語——進行擬人對話，提出任何問題，併獲得深刻的見解。

 中國在面部識別技術和健康記錄這兩個人工智能領域上領先壹步，這是因爲對於政府爲機器學習算法構建龐大數據集以尋找模式的能力，這裏幾乎不存在任何隱私方面的限製。

但像ChatGPT這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讓所有人——無論是貧困農民還是大學教授——用自己的語言就任何主題發問。這對中國來說可能是個問題，因爲它必然會在國產生成式人工智能中設置許多禁區，對中國公民可以問什麽和計算機能答什麽進行限製。如果不能隨心所欲發問（比如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發生了什麽），如果人工智能係統壹直要厘清對何事、何處、何人展開審查，它的效率就不會高。

“ChatGPT促使壹些人發問，美國是否會像上世紀90年代那樣再次崛起，”中國政治學者陳定定對我和柏凱斯表示。

出於這種種原因，討論美中權力關係轉變已成爲兩國精英階層的流行消遣。比如在社交媒體上，許多中國人都看到了3月23日國會山聽證會的部分內容，國會議員對TikTok首席執行官週受資進行了質詢（其實更像是斥責、滔滔不絕的訓話和不停的打斷），稱TikTok視頻損害了美國兒童的心理健康。

胡錫進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博主之壹，在微博上擁有2500萬粉絲，他向我解釋了這場聽證會在中國人看來是多麽嚴重的冒犯。它在中國互聯網上引來了大量冷嘲熱諷。

（儘管如此，YouTube自2009年以來壹直被中國封禁，所以被熱門的應用程序嚇壞的不隻是我們。幹脆做個交易：如果中國允許YouTube進入，我們也接受TikTok。）

“我能理解妳們的心情：壹個世紀以來妳們都是世界第壹，現在中國正在崛起，具備了成爲世界第壹的潛力，妳們肯定很難接受，”胡錫進對我說。但“妳們不應該阻止中國的發展。妳們是沒辦法遏製中國的。我們很聰明，也很勤勉。我們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們還有14億人口。”

他還說，在川普擔任總統前，“我們從未想過中美關係會變得如此糟糕。現在我們漸漸接受了現實，大部分中國人也認爲沒有好轉的可能了。我們認爲兩國關係會越來越糟，隻能希望不會爆發戰爭了。”

正是因爲這樣的交談反復出現，我才開始向美國、中國以及台灣的投資人、分析人士和官員們提出了壹個困擾我許久的問題：美國和中國到底在爭什麽？

聽到我這樣問，很多人都陷入遲疑。事實上，很多人都給出了“我也不確定，但我隻知道都是他們的錯”之類的回答。

我很確定，在華盛頓也會得到同樣的答案。

我這次來中國最大的收獲就是揭開了這壹問題，以及它爲何會難倒這麽多人的真相。這是因爲真正的答案往往比通常幾個字的回答（比如“台灣”或“專製與民主的對抗”）要深刻復雜得多。

請讓我試着剝繭抽絲。導緻美中關係惡化的原因由來已久、顯而易見，這是壹個老牌強國（我們）與新興強國（中國）之間的傳統大國競爭，但其中也有許多新的轉變，是常人併不總能察覺的。

由來已久、顯而易見之處在於，中美正在競相獲取最大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以最有利於自身經濟和政治體製的方式塑造21世紀的規則。其中壹項存在爭議的規則就是中國主張台灣屬於“壹個中國”，美國承認但不支持。

由於該“規則”仍存爭議，我們也將繼續武裝台灣，以阻止中國奪取該島嶼，摧毀它的民主製度，併以此作爲統治東亞其他地區的起點；而中國則將繼續推動統壹——無論以何種方式。

但其中壹個轉變在於，這場標準大國競爭的主角是兩個經濟像DNA分子鏈壹樣絞在壹起的國家。因此，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從未遇到過像對方壹樣的對手。

美國知道如何對付經濟和軍事實力與自己不相上下的納粹德國，但美國與後者的經濟聯係併沒那麽密不可分。美國知道如何對付軍事實力不相上下但經濟遠遠落後於自己的蘇聯，而兩國在經濟上完全沒有聯係。

中國亦是如此。幾千年來，中國自認地處世界中心（因此才有“中國”之稱），四面受山巒、沙漠和海洋的保護，週圍的國家往往臣服於它，同時，它又無比重視自身文化的赓續。直到19世紀，中國開始不斷遭受更強大的外國勢力的蹂躏：英國、法國、俄羅斯和日本。

但在現代，中國和美國壹樣從未遇到壹個經濟軍事實力相當，同時還通過貿易及投資徹底融合在壹起的對手。

有多密不可分呢？最受美國人歡迎的設備是主要在中國組裝的iPhone，而直到最近，美國是中國留學生最青睐的留學目的地，如今在美留學生規模已達30萬人。這就導緻壹些詭異的情況出現，比如就在2022年兩國年度雙邊貿易額創下新高後不久，其中壹國就將另壹國的情報氣球擊落。

另壹個新的轉變，同時也是說不清我們到底在爭什麽的原因，與信任及信任缺失這個難以捉摸的問題爲何突然在國際事務中變得更加重要有關。

這是我們新技術生態係統的衍生問題，在這個係統中，供我們使用和交易的設備越來越多地由微芯片和軟件驅動，併通過雲上及高速互聯網的數據中心連接。當越來越多的產品或服務開始數字化和互聯化，越來越多的事物也具備了“雙重用途”。也就是說，那些技術可以很輕易就從民用工具變成軍事武器，反之亦然。

在冷戰時期，要辨認作爲武器的戰鬥機和作爲工具的電話是比較容易的。但從裝載GPS的手機到妳的汽車、烤面包機和最愛用的應用程序，當我們把感知、數字化、互聯、處理、學習、分享和行動的能力賦予越來越多事物時，它們就具備了雙重用途，是武器還是工具取決於誰控製了運行它們的軟件，誰掌握了它們衍生的數據。

如今，自動駕駛汽車和自動武器之間隻差了幾行代碼。而且，正如我們在烏克蘭所見，老奶奶可以用智能手機給孫輩打電話，也可以呼叫烏克蘭火箭炮部隊，將她後院壹輛俄羅斯坦克的GPS坐標告訴他們。

這也導緻更多事物出現奇怪的新變化。我想到了美國軍方壹些部門禁止在政府的智能手機和電腦上使用TikTok。禁用壹款以分享舞蹈動作而聞名的應用程序，這絕對是五角大樓曆史上頭壹遭。但對於TikTok高沉迷性算法具備雙重用途的擔憂是真切的，這種算法可能會被中國情報部門用來積累我國年輕人的數據（該公司稱有超過1.5億美國人下載了這款應用），擾亂他們的思想，傳播虛假信息，或收集有朝壹日可能用於脅迫的信息。

而這樣的新變化還在繼續。中國在1978年至1979年前後開始與世界進行貿易，那之後大約30年間，中國對美國主要出售的是我稱之爲“淺層”的商品，也就是鞋襪襯衫和太陽能電池闆等等。

而美國和西方出售給中國的更多是我所謂的“深層商品”，它們能夠深入係統併具有雙重用途，比如軟件、微芯片、帶寬、智能手機和機器人。中國不得不購買我們的深層商品，因爲此前它自己生產不了多少這類產品。

隻要中國向我們出售的大部分東西是淺層商品，我們就不會太在意它的政治體製，尤其是因爲有段時間，中國似乎正在緩慢而穩步地與世界融合，開放度和透明度每年都能稍微增加壹點。因此，我們順理成章地抛開了對其政治體製陰暗面的部分擔憂。

但在大約八年前，我們的國門被壹位中國推銷員敲開了。他說：“妳們好，我的名字叫華爲，我的5G電話設備比妳們的都要好。我開始在全球各地安裝它，也想給美國裝上。”

美國對這位華爲推銷員以及其他正在崛起的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回應基本是這樣的：“當中國企業隻賣給我們淺層商品時，我們不關心妳們的政治體製是威權主義、自由主義還是素食主義；我們隻是在購買妳們的淺層商品。但當妳們想賣給我們‘深層商品’，可以深入我們的家庭、臥室、工業、聊天機器人和城市基礎設施的雙重用途商品，那我們的信任還不夠。因此，我們將禁用華爲，轉而從愛立信和諾基亞這些我們信任的北歐企業購買更昂貴的5G通信係統。”

信任在國際關係和商貿中愈發重要的另壹個原因在於：隨着越來越多的產品和服務實現數字化和電氣化，微芯片取代石油成爲了壹切的動力來源。就像原油爲19世紀和20世紀的經濟提供動力壹樣，21世紀經濟發展的驅動力是微芯片。

時至今日，能造出速度最快、功能最強、運行最節能微芯片的國家，就能造出最厲害的人工智能計算機，併在經濟和軍事上佔據主導地位。

但問題在於：由於製造高級邏輯芯片原理已經極其復雜——人的頭發厚度約爲9萬納米，而全球最先進高級芯片的大規模生產商目前可以造出3納米晶體管——沒有哪個國家或企業能獨佔整個供應鏈。妳得用上來自全球各地的尖端產品，而這條供應鏈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壹起，以至於各家企業都必須給予彼此極大信任。

這個道理就在中國眼皮子底下。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也就是衆所週知的台積電——是全球最先進的芯片製造商，它就在台灣海峽的對岸。

離開北京後，我來到台灣，在位於首府台北以南90分鍾車程的新竹科學園台積電總部與該公司的高管共度了壹個下午。當我問他們是什麽秘訣讓台積電能造出全球90%的最先進邏輯芯片，而說同壹種語言、共享同壹段近代文化史的中國卻毫無建樹時，他們的答案很簡單：“信任。”

台積電是壹家半導體代工廠，這意味着它採用了蘋果、高通、英偉達和AMD等全球最先進計算機企業的設計，再將設計轉化爲執行各種處理功能的芯片。在此過程中，台積電向客戶做出了兩大莊嚴承諾：台積電絕不會自行設計競品芯片，也絕不會向客戶分享其他客戶的設計。

“我們的業務是爲許多實力強大的客戶服務，”台積電業務發展高級副總裁張曉強告訴我。“我們承諾不與他們中的任何壹家競爭，併且在我們內部，爲客戶A服務的員工絕不會將其信息洩露給客戶C。”

但通過與如此多值得信賴的夥伴合作，台積電也利用對方越來越復雜的設計取得了進步——而進步越大，也就愈加能夠爲客戶駕馭先進的設計。台積電不僅要與客戶實現緊密無間的合作，也要與大約1000家本土和全球關鍵供應商保持同樣的關係。

“我們的客戶標準很高，”張曉強還說。“每家都有獨特要求。”各家都會“告訴我們想要怎樣做，然後我們再壹起規劃設計台積電的生產過程”。隨着芯片製造的原理越來越尖端，“客戶給我們的投資也越來越多，這樣壹來，他們也必須跟我們合作更密切，以確保獲得儘可能多的計算能力。他們必須給我們信任。”

中國也有壹家芯片代工廠，那就是部分國資的中芯國際。但結果呢？由於沒有壹家全球芯片設計公司敢把最先進的設計交給中芯國際，導緻它至少落後台積電十年。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美中關係的惡化併不止於在台灣問題上日益尖銳的分歧。這種惡化根源於這樣壹個事實，即當信任及信任缺失在國際事務和商業中佔據了更大權重，中國改變了自身方向。正當半導體這壹21世紀最關鍵技術的生產需要前所未有的信任，越來越多的設備和服務具備了深層性質和雙重用途之時，中國卻讓自己成了壹個不太受到信賴的夥伴。

中國爲何會失去我們的信任？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孤立和內亂隨着他在1976年去世而終結，繼任者鄧小平徹底逆轉了毛主義。他加強了中國的集體領導製，對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做出限製，併將以經濟爲綱的實用主義置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上，同時採取韜光養晦的做法。

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鄧小平及其繼任者與美國建立了牢固的經濟和教育聯係，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提條件是中國要逐步廢除爲國有產業提供資金的重商主義政策，同時逐漸接納更多外資及外資所有權，就像世界向中國出口敞開大門壹樣。

但在2012年習近平接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中國向世界的開放、領導層的集體決策方式，以及急於走上半資本主義道路而導緻的黨和軍隊內部腐敗失控——這種腐敗已經到了危及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程度——似乎引起了他的警覺

因此，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打破了不同政府部門和經濟部門的領導人各自爲政的情況，將黨的權威重新施加於商業、學界和社會的每個角落，併布下監控的天羅地網。總而言之，這扭轉了中國看似穩步實現更多開放——甚至在新聞自由上也有所改善——的進程。

習近平也完全不再像鄧小平那樣大膽激發民營部門的活力，而是集中力量打造國家級帶頭企業，以主導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再到航空航天的21世紀所有關鍵行業，併在這些企業的管理層和職工隊伍中融入黨的領導。等到美國貿易官員說“嘿，妳們該履行入世承諾，限製各行業的國資規模”時，中國的回應基本上是，“我們憑什麽遵循妳們對規則的解讀？我們現在已經足夠強大，可以自行解讀規則了。我們太大了，而妳們反應太遲了。”

另外，在許多問題上，中國都難以洗清責任。比如新冠病毒起源，對香港民主自由和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的鎮壓，在南中國海的主張上咄咄逼人，對台灣愈發張牙舞爪，拉攏普京（雖然他對烏克蘭慘無人道），以及習近平讓自己成爲終身主席的做法、嚴厲對待中國的科技企業家、對言論更加嚴格的限製，還有偶爾綁架壹名知名商人——所有這些最終隻能證明壹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在這個由軟件、互聯和微芯片所驅動，屬於深層雙重用途產品的世界裏，在信任和共識的重要性堪稱前所未有的時刻，自上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與西方建立起的所有信任都消失殆儘了。

在此期間，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這個我們正在向它出售或購買各種雙重用途數字設備、應用的崛起大國是專製的，這壹點開始變得愈發不容忽視。

北京則認爲，隨着中國在華爲5G等深層商品上成爲美國更強大的全球競爭對手，美國根本無力招架，才決定利用對先進半導體製造，以及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其他高科技出口的控製來確保中國始終無法趕超自己。於是，北京提出了“雙循環”的新戰略。它說：我們將依靠國家主導的投資，儘可能在國內生產壹切，從而獨立於世界。我們還將依靠自身強大的製造實力，讓全世界都依賴我們的出口。

中國官員還指出，許多美國政客——以川普爲首，但許多國會議員也壹樣——似乎突然發現，可以順水推舟地將美國中產階級的經濟困境歸咎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而非教育欠缺、職業道德不足、自動化或是2008年金融精英的掠奪。在北京看來，中國不僅成了美國最愛用來嚇唬人的反派，而在將壹切問題推給中國的狂熱情緒中，國會議員還開始更加肆無忌憚地支持台灣獨立。

壹名政府高官告訴我，去年11月習近平在巴厘島峰會上對拜登的表態實際上就是：隻要我還是國家主席，中國就不能失去台灣。如果妳逼我，就會有戰爭。妳不會明白這對中國人民有多麽重要。妳這是在玩火。

儘管如此，我還是發現，中國官員如今在某種程度上也明白了壹件事，那就是由於他們近年來在我列舉的所有問題上都採取了咄咄逼人的行動，導緻他們恰巧在錯誤的時間把全世界和本土的創新者都嚇跑了。

我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爲見到了中國高級官員是多麽不厭其煩地向他們今天遇到的每壹位外國領導人和到訪的西方企業高管表示，中國是“開放的”，中國渴望獲得外資。現實情況是，中國必須接納更多外國直接投資，因爲國內各省迫切需要資金來彌補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支出，同時，許多地方已經無地可賣，出售土地是爲了幫助國有工廠籌集資金。

我也不認爲阿裏巴巴創始人、某種程度上可以謂之“中國喬布斯”的馬雲幾週前登上官媒是偶然事件，他在2020年突然從公衆視野中消失。馬雲消失的原因是與國家監管機構發生分歧，後者認爲他的勢力過於龐大和獨立。他的失蹤在中國創業界引發軒然大波，打擊了投資增長。

我當然願意生活在壹個中國人民與全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繁榮發展的世界。畢竟，這個國家的人口佔到全球人口的六分之壹以上。我不認同中美兩國注定要打仗的說法。我相信，我們相互競爭是必然，相互合作是必然，找到二者之間的平衡也是必然。否則，我們都將在21世紀面臨極其糟糕的前景。

但我不得不說，美國人和中國人有壹點跟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很相似：他們都非常擅長觸動對方最深的不安全感。

現在的中共確信美國想要搞垮它，壹些美國政客對此也不再羞於暗示。因此，隻要能不讓美國人如願，北京寧願與普京這個戰犯同床共枕。

美國人則在擔心，在通過利用由美國規則塑造的全球市場發家後，共產主義中國將憑借新獲得的市場力量單方面改變這些規則，目的是僅利於其自身。因此，我們決定，將我們相對於北京逐漸減弱的力量集中於確保中國在微芯片上永遠落後我們十年。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扭轉這些趨勢，但我想，我知道什麽是必要之舉。

如果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併非推翻中共政權，那就得澄清這壹點，因爲我發現在北京，對此持不同看法的人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多。

順帶壹提，在當今這個融合世界，認爲中國經濟崩潰而美國依然能繁榮的想法根本是天方夜譚。考慮到中國市場的規模，認爲歐洲人會在這件事上壹直支持我們大概也是異想天開。看看法國總統上週在北京點頭哈腰的樣子吧。

至於中國，它大可以裝作近年來從來沒有過180度大轉彎的樣子。但沒有人會相信。除非它能明白，建立和維持信任是當前所有國家或企業所能擁有的最重要的競爭優勢，否則在這個超互聯、數字化、深層次、雙用途、由半導體驅動的世界，中國將永遠無法充分發揮其潛能。而北京在建立和維持信任這方面正在失敗。

在爲美國偉大政治家喬治·舒爾茨所著的精彩傳記中，菲利普·陶布曼引用了舒爾茨對待外交事業與人生的壹條基本原則：“信任才是王道。”

這話如今更是無比在理，而中國也從未像現在這樣需要接受這壹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