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領導新階段已經開始 打造“大掌舵”經濟 危機四伏

10月16日，據美國之音報道，從去年10月突然叫停螞蟻金服上市、對阿裏巴巴進行壟斷調查，整整壹年來，北京顛覆以往政策的新監管行動持續不斷、層出不窮，幾乎每月壹次甚至數次爆出可成爲頭條的中國新聞。

【習近平領導新階段已經開始 打造“大掌舵”經濟 危機四伏】
習近平現在相信黨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和經驗。他進壹步認爲，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着想要的方向發展。https://t.co/EgxxMF706Y pic.twitter.com/wP7fmcz0vD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October 16, 2021

“習近平究竟在幹什麽？”兩位美國重要的中國問題學者發出了這壹他們認爲所有“外國投資者、公司、政府官員和分析師”都在思考的問題。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國際事務主任巴裏·諾頓（barry j. naughton）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任裘德·布蘭切特 （jude blanchette） 10月初撰寫了題爲《政黨政治推動習近平》（the party politics driving xi jinping）的文章。

“我認爲基本答案是，在中共二十大的籌備中，我們看到習近平要提出的基本上是壹條新的路線、壹個新的綱領。”諾頓教授對美國之音說。 “習近平現在正在做的是提出壹個非常強大和激進的計劃，因爲這樣他就可以利用它來塑造人事，併爲他認爲有理由繼續擔任中國領導人的世界提供壹個新的習近平計劃。” 諾頓說。

這壹切爲什麽現在發生？

從對網約龍頭滴滴打車的數據安全調查，到視頻遊戲、教育培訓、金融科技、食品配送、加密貨幣，以及最近的房地產領域，習近平又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共同繁榮“的新口號，似乎要採取行動解決早已存在的嚴重不平等問題。這些監管活動的最終結果可能需要時間檢驗，但該篇文章說，“有壹個相關難題可以立即提出併解答：爲什麽這壹切現在發生？”

文章認爲，數據安全隱憂、監管出現漏洞（靠借貸促增長）、嚴重不平等（事實上自2008年達峰值後近年來平穩中略有下降）、人口紅利用儘，這些全都不是中國的新問題。

因此，對“爲什麽這壹切現在發生？”的問題， “最令人滿意的答案是中國的政治日曆，特別是定於 2022 年秋季召開的黨的二十大。”文章寫道。

“對於我們這些西方人來說，我們傾向於認爲黨代會是壹個做出決定的地方，但是每個了解中國的人都知道，黨代會實際上從來不是真正做決定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黨代會召開前壹年裏完成的。“諾頓說。他指出，這解釋了爲什麽要在中共黨代會前壹年就展開如此密集的政策活動。

諾頓說，黨代會前要決定的事情主要是未來五年的政治路線和人事，“被挑選的官員，不僅是最高層的，而且是各個級別的，從鄉鎮到縣、地、省，壹直到最高領導層。”諾頓說。

“爲了掌握這個過程，精明的領導人經常在黨代會前壹年左右推動重新調整黨的宣傳和政策路線。這樣做可以讓他們在人事鬥爭中佔據優勢：強有力的政策指導使領導人在提升他的支持者方面掌握主動權。他可以對官員自下而上地進行基本忠誠度測試：妳參與不參與新計劃？火車即將離站，妳必須上車。”文章寫道。

這篇文章以1991 年至 1992 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爲例：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後，黨內保守勢力擡頭，鄧小平倡導的經濟改革停滯，爲了鞏固改革議程，他警告當時的領導人，“誰不改革誰下台”，其目的是爲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作準備，併提拔壹批國家和省級支持改革的領導幹部。

文章說，以這段曆史爲背景，可以窺見習近平當前在“共同富裕”的名義下整頓某些經濟部門的官僚主義和政治邏輯。 “通過勾勒出壹個雄心勃勃但又有些模糊的總體目標，習近平爲幹部樹立了壹個標杆，讓他們在黨的二十大之前表現出忠誠和能力。採取主動併正確解讀習近平未來幾個月的目標有助於官員得到晉升。與此同時，這爲習近平提供了壹個強大的工具，可以建立直接將其引導到黨的代表大會的政策勢頭，從而積極主動地塑造 2022年至2027年的政策主導方向。”

研究中共黨代會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和曆史係教授吳國光說：“這篇文章的長處在於看到了習近平近來施政舉措背後的兩大因素：壹個是中共政治日程的關鍵期在於二十大之前，而不是在二十大本身；再壹個是強調習近平對於二十大的運作與中共黨國官員作爲壹個體係的互動關係，而不僅僅是着眼習近平壹個人來分析中國政局。”（有關吳國光本人對這個問題的深入分析敬請期待美國之音對他的專訪）。

今年5月，布蘭切特跟澳洲學者馬格萊格（richard mcgregor）合寫《後習近平時代中國領導人接班的幾種可能性》（after xi: future scenarios for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xi jinping era）報告，認爲在任期滿10年之際，習近平併沒有任何交班迹象，如他真心認爲國家領導應該有序更替，那也隻可能到2027年或2032年的中共21大或22大上宣布退休。

他要的是前所未有的東西

通過近10年的反腐運動、清除反對派，以及倡導“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宣傳，習近平被認爲已經成爲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爲什麽大權在握的他還需要通過密集的政策重建過程來爲明秋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作準備呢？

“首先我要強調我們併不確定他在黨內最高層權力有多大，”諾頓對美國之音說。“我們認爲他的權力非常非常大，我也認爲他的權力非常大，但我們併不確定。當然，他也不能完全確定。”

諾頓說，問題的關鍵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要獲得的是壹種完全前所未有的東西。“他要求被任命爲第叁個任期的領導人，誰知道？這可能意味着五年後的第四個任期，也許這意味着終身領導人。妳當然知道，這是25年前鄧小平領導下中共果斷抛棄的東西。”

因此諾頓說，對於這樣壹個巨大挑戰，“儘管我確信習近平和我們其他人壹樣，預計它會發生，但他不想讓它碰運氣。”

諾頓說，習近平想要的是壹個萬民擁戴他破例上位的榮景，“他想創造壹個壓倒性的場景，即他必須成爲領導者，併且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其中。而要做到這壹點，唯壹辦法就是製定壹個確實有動能且有效的變革計劃。”

如果2019年末始於武漢、繼而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沒有發生，習近平進軍二十大的處境也許會好壹些。但是，“屋漏偏逢連天雨”，中國目前的外交、軍事、政治、社會形勢都未給予習近平任何足令其安心的前景。

“想想另壹種情況，我的意思是，如果習近平出席黨的二十大時，情況還跟壹年前（現在）壹樣，他究竟能指出什麽他治下取得的成就、以及他需要超越任期的任何理由呢？”諾頓問。

“ 我的意思是，我不清楚習近平是否真的取得了非常實質性的成就。但他無疑讓世界對中國產生了懷疑。他把中國的和平崛起變成了更具爭議性的東西。現在，中國的大多數人可能確實會將此歸咎於美國，歸咎於川普，認爲這是中國崛起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但仍然有中國人在說，哎呀，我們真的需要製造壹個如此敵對的國際環境嗎？”諾頓對美國之音說。

關鍵詞——控製

“我當然不了解習近平在想什麽。”諾頓說。“但有壹件事我們可以客觀地來看，所有這些（監管）措施都有什麽共同點。我們可以說，看，客觀來說，這些措施每壹項都加強了共產黨的直接控製，加強了習近平的直接控製。所以我認爲，當我們分析這些事情時，如果我們忽略這壹點是可笑的。”

諾頓說，人們傾向於孤立地分析這些監管政策中的每壹項。“我的意思是，例如有人在談論，哦，妳知道習近平禁止兒童每週玩兩個小時以上的電子遊戲，那不是很好嗎？也許吧，但我們需要在更廣泛的背景下看待這個問題，併看到許多新政策同時在被採用，而它們是出現在這樣壹個製度中，衆所週知，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巨大權力，它控製的社會資源份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大得多得多。因此，在這個政府、這個黨已經控製如此之多的情形下，看到他們還要擴大膨脹其控製、擴大膨脹其目標，這是壹件非常簡單和基本的事情，即我認爲這應該是我們如何解讀這些不同政策措施的壹個起點。”

因此，這篇文章認爲，習近平“必須確保在今年秋天推出壹項雄心勃勃的議程、壹項計劃和宣傳攻勢，足以證明他在黨代會召開前期繼續保持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正當的”。

這篇文章指出：“習近平如此果斷地抓住政策和監管的缰繩，是在發出誰是老闆的信號。事實上，我們應該期待從現在到11月六中全會期間政治和意識形態運動的增加，這標志着黨的代表大會規劃過程的正式開始。有理由猜測習近平將在會議上宣布壹項新的‘黨史決議’，這是自 1945 年以來黨第叁次這樣做。”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做了中共第壹份曆史決議——《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中共第二份曆史決議。

“兩份曆史決議，有壹共同點，就是在中共處於曆史轉折關頭，以‘曆史決議’形式，通過清理過去的曆史遺產，確立領導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由此開闢壹個新局面，將中共帶入壹個新時代。” 中國獨立學者鄧聿文在《紐約時報》上說。

“大掌舵”經濟——黨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

習近平領導新階段已經開始。其特點是，習近平將更積極地親曆親爲日常工作；而在功能上，“這意味着不斷發展的國家驅動的‘大掌舵’（grand steerage）經濟模型將繼續。”

習近平深信不疑的是“黨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和經驗。他進壹步認爲，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着它想要的方向發展。”這篇文章說。

“我論述政府掌舵或偉大的掌舵（經濟），大約是在五、六年前開始的。”諾頓對美國之音說。

“當時很明顯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政策正通過使用壹係列新設計工具全面實施以適應市場經濟。換句話說，它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規劃，但完全不是老的蘇聯式的與市場力量背道而馳的計劃經濟，而是壹些具有技術革命目標的計劃者，他們試圖塑造經濟增長併適應技術革命的方式，使用國家行爲作爲市場經濟中的重要行爲者，但也使用資金和稅收減免以及其他與市場經濟兼容的工具。”

“讓我印象深刻，而且現在仍然絕對如此的是，在過去壹兩年裏，令人震驚的是這個目標怎樣超越了最初的簡單高科技目標，變得更廣泛、在某些方面更矛盾，”諾頓說。

現在，甚至連家庭生活都被納入了習近平要控製的範圍內，“習近平說，學生不應該承受這麽多壓力。但是，妳知道，就在幾年前，培養高科技技能和採用高科技經濟意味着壹切，” 諾頓問道，“國家要怎麽指導對這些事情的選擇併加以控製？這是我認爲還有待觀察的事情。對此他（習近平）到底是什麽意思我們沒有任何明確的版本。

諾頓是壹位專攻中國經濟的美國學者。1995 年他在《出於計劃的成長：中國經濟改革，1978-1993》（"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壹書中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缺乏遠見的情況下完成的。它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商業激勵措施試驗的混合結果。

他在10月13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研究報告中，撰文揭示了中國如何從混合市場經濟轉變爲黨和政府控製的“大掌舵”背後的六大因素。

“今天很明顯，中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有意在中國打造新型市場體係，在這個體係中，政府和黨的行爲者擁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至關重要的是，他們打算行使這種權力來實現雄心勃勃的目標，以引導經濟和塑造未來。”諾頓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諾頓和布萊切特認爲，“習近平現在相信黨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和經驗。他進壹步認爲，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着想要的方向發展。”

“大掌舵”經濟中的公私部門、美中經貿關係及對華投資前景

在“大掌舵”經濟中，私營部門還有多少空間？

“現在還有壹年多時間，事情已經發生了如此迅速的變化。”諾頓說。“但我想強調壹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看到的對現有國有企業自上而下的控製急劇增加，黨對民營企業自上而下的控製程度越來越高，”諾頓說。

“這兩種類型的實體都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諾頓說。“但不同的是，黨現在明確表示，它要國有企業成爲政府政策的直接工具，而15年前併非如此，15年前國有企業被告知，妳的主要工作是表現得像私營企業壹樣，儘可能高效，併以最大限度提高盈利能力爲行事之道。現在，壹切都變了。與此同時，過去對自治有某種期望的私營公司現在被告知，是的，妳是自治的，但妳必須聽黨委的。”

在“大掌舵”經濟中，美中經貿關係將會如何發展？“我認爲現在雙方都在互相看着對方說，好吧，現在我們的關係建立在更加誠實和更具競爭性的關係基礎之上。”諾頓說。

“我們仍然被如此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如此強大的經濟紐帶聯係在壹起。” 諾頓說，“雖然我們談論脫鈎，當然也有壹點脫鈎正在發生，但總的來說，這兩個經濟體從根本上併不是在大規模脫鈎。”

諾頓認爲，美中經貿關係即將進入壹個新時代，“雙方將嘗試更密切地對互動進行監督，併努力確保至少不會損害到自己的利益。我的意思是，我認爲中國已經這樣做了，而且我認爲美國將會做更多。問題是我們能否把它做好，我們是否有辦法有工具來有效地這樣做。”

正當習近平展示強大監管控製的權力，擠壓私營部門空間，許多外資正在或已經撤離中國之際，壹些華爾街大公司卻表示，他們看到中國的增長前景，有的甚至督促投資人對中國的投資應該增加叁倍。

諾頓認爲，這種觀察過於簡單，“也沒有針對當今中國存在的獨特類型的政治風險和其他類型的風險進行調整。”

“我認爲我們會看到壹套針對中國不同行業的不同做法。”諾頓說。“過去主要由中方決定哪些（行業）允許外國企業參與。現在，美國方面也壹點點開始推動得多些了。當然妳知道德國、日本和韓國也有非常重要的利益，他們在塑造互動的方式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利益。所以，我認爲我們可以預期這個已經很復雜的問題會變得更加復雜。”

繼對民營企業重手整肅後，習近平又開始對中國25家金融機構展開調查，據《華爾街日報》的獨家報道暗示，其中甚至可能會涉及壹些與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關係密切的人和機構。

諾頓表示，雖然他無法證實是否會涉及王岐山，但他認爲這確實是個重大發展。“這正在擴展到壹個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真正被推動的領域，而且許多高層政治人物和共產黨官員也有相關利益……所以它在政治上更加敏感。”

其次，他認爲，習近平在金融危機出現之際推動金融反腐運動，是不同尋常的舉動，“他會分散和破壞控製恆大金融危機的努力。所以我認爲這是壹個悖論。我們知道習近平非常擔心風險，非常關注遏製風險。然而在這裏，他似乎正在做壹些至少在我看來，從經濟角度來看實際上風險很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