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被迫開始準備接班人 關係中共興衰 高層選人新標準

12月4日，據總部在北京的《多維》報道，12月1日，中共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陳希在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發了壹篇學習不久前閉幕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文章。在這篇題爲《必須抓好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的文章中，陳希從培養和選拔優秀幹部的角度談了他的看法。

【習近平被迫開始準備接班人 關係中共興衰 高層選人新標準】
曆史上有太多類似的正反面教訓，單是以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共和蘇共的對比，就能看出培養和選拔優秀的接班人之於壹個組織、政權和國家的重要性。https://t.co/ckrxhJWnFQ pic.twitter.com/gcy2eHwnXM

— TimedNews.com （@TimednewsC） December 5, 2021

陳希這篇文章在總體上是沿襲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第叁份曆史決議的基調。關於選人用人的重要性，中共第叁份曆史決議裏面寫道：“黨和人民事業發展需要壹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鬥，必須抓好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源源不斷培養選拔德才兼備、忠誠幹淨擔當的高素質專業化幹部特別是優秀年輕幹部。”

對此，陳希的文章表示，“壹個政黨、壹個國家，能不能不斷培養出優秀領導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這個政黨、這個國家的興衰存亡”，“我們黨曆來重視選賢任能，把幹部隊伍建設作爲關係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陳希文章還引述了習近平的壹個說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歸根到底在培養造就壹代又壹代可靠接班人。”

可以看出，不論是習近平、陳希還是中共領導層，都至少在理念層面高度重視培養和選拔接班人，希望中國政治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後繼有人。這是可取的。曆史上有太多類似的正反面教訓，單是以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共和蘇共的對比，就能看出培養和選拔優秀的接班人之於壹個組織、政權和國家的重要性。

1970年代末的蘇聯，由於蘇共自成立以來便始終未能解決政治繼承問題，又加上幹部退休製度的缺陷，故陷入嚴重的幹部危機。曾任蘇共中央委員的俄羅斯著名曆史學家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在《蘇聯的最後壹年》中寫道：“1980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接近75歲。在這壹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出席會議、處理國家大事的都是老邁且疾病纏身者，他們的世界觀相當教條，既缺乏意願，亦未掌握資源，以對現行的體製進行必要的改進及變革。”作者提到，長期執政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因病逝世後，已經病入膏肓的安德羅波夫（Yuri Vladimirovich Andropov）接任，執政僅10多個月便撒手人寰，繼任的契爾年科（Konstantin Ustinovich Chernenko）同樣年邁體弱，就職不久後健康更加惡化，13個月的任期大部分是在醫院度過，直到辭世。

正是在此嚴峻的幹部危機下，契爾年科逝世後，蘇共高層在倉促之中將當時年僅54歲、嚴重缺乏政治經驗的戈爾巴喬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推上總書記之位。戈爾巴喬夫雖然年富力強，但過於缺乏政治經驗，仕途和生活可謂壹帆風順，未曾經曆波折或重大考驗，更無過人的政績，在黨內和民間都缺乏聲望。

按照麥德維傑夫在書中的分析，戈爾巴喬夫“善於趨附迎合，能恰逢其時地博得所有上級的歡心”，缺乏深度，非常膚淺，不谙治國之道，“沒有做好準備，以戰勝我們的社會及國家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問題及沉疴”。這也是爲何戈爾巴喬夫上任後的改革舉措昏招疊出，謬誤不斷，壹塌糊塗，造成巨大的混亂和民怨沸騰。作者寫道，“我們所目睹的，是併非經過深思熟慮的改革，而是試圖推行類似改革的雜亂無章的努力，這體現在各個方面，戈爾巴喬夫很少能夠講清楚，自己所做出的各類決策的動機及原因究竟是什麽”，究其原因，是“蘇共數十年所推行的人事乃至整個政策所導緻的不可避免的、水到渠成的後果”，“這樣的體係不可能產生任何天才，不可能挖掘出什麽黃金來，這樣的政策，這樣的體係，會將最光彩奪目、最強有力的幹部和真正能力出衆的、獨立思考的人排擠出去併加以抛棄”。最終，戈爾巴喬夫壹係列混亂、笨拙的改革將危機四伏的蘇聯推向覆滅。

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有過深刻反思。據中國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在回憶錄《說不儘的外交》中所描述的，有壹次他碰巧和戈爾巴喬夫同坐壹趟飛機，問了對方，爲什麽那麽大的蘇聯，那麽強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短短的幾年內就解體了？戈爾巴喬夫猶豫了片刻後，面色凝重地回答：“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告訴妳的是，在各國領導人當中，我最敬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而我們那裏沒有鄧小平。”戈爾巴喬夫的反思是有道理。當年經曆過反右、大躍進、文革的中國同樣深陷嚴重的危機，稍有不慎，可能重蹈蘇聯覆輒，但鄧小平發起和主導的改革開放，不僅讓中國、中共和社會主義道路擺脫了危機，重獲新生，而且如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所評價的，“引領貧困的中國發展成今天的模樣，成爲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指日可待”。

爲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而鄧小平的改革大獲成功，這裏有很多復雜因素，此處僅以鄧小平解決幹部危機爲例，世人可窺壹斑而知全豹。與蘇共將嚴重缺乏政治經驗、能力、智慧和聲望的戈爾巴喬夫推選爲最高領導人不同，中共在當時文革結束後的關鍵時刻，將壹生叁起叁落，深孚衆望，具有極其豐富政治經驗和超前智慧的鄧小平推上曆史舞台。

鄧小平執掌大權不久後，便因應當時幹部隊伍老人居多、青黃不接的嚴峻形勢，主動提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人才方針，以儘快落實改革開放的新路線。鄧小平採取了“團結老人，啓用新人”的策略，建立幹部離退休製度，既通過臨時的顧問委員會製度，團結和安置大量有經驗的老幹部，又衝破許多條條框框的束縛和小圈子的限製，結合實際情況，不拘壹格地啓用了壹大批有實幹能力和改革意識的新人。

正因這樣，所以與當時蘇共領導層要麽垂垂老矣，身染重疾，缺乏革新意識和國際視野，要麽人才匮乏的情況不同，中共高層幹部有序更替，人才雲集，改革風雲人物輩出，就像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作品《人類群星閃耀時》所描述的，1980到1990年代的中國可謂是改革人才的群星閃耀時，共同造就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

蘇共和中共的對比，對於今天中國依然有啓發意義。無論多麽宏大的理想，多麽切中時弊的政策，終究是需要人來落實的。不同品行、能力和智慧的人，落實的效果又會各不相同。同時 ，人的精力、身體狀況和思維的敏銳度、判斷力，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出現變化，任何人都無法擺脫生命規律的限製。所以說，建立壹套可持續提供優秀人才的健康的選人用人機製，讓國家發展總是有大量的人才來引領、推動和支撐，是壹個國家能夠長治久安的必要前提。今次中共第叁份曆史決議和陳希的文章都在強調培養和選拔後繼者的重要性，要求選人用人“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爲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爲上、公道正派”，的確是有道理的，但知易行難，關鍵在於能否落到實處，經受實踐和世道人心的檢驗。

中共如何選拔接班人 要求側重點已經改變

陳希在《必須抓好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文章中提到，“《決議》總結曆史、立足當前、面向未來，對黨和人民事業需要什麽樣的幹部作出了明確回答，強調要培養選拔德才兼備、忠誠幹淨擔當的高素質專業化幹部。”

忠誠、幹淨、擔當是新時代“選人用人的時代標杆”。文章明言，“忠誠是爲政之魂，是最重要的政治操守。選幹部、用幹部，千條萬條，第壹條就要看是不是對黨忠誠。這壹條不過關，其他都不過關，能耐再大也不能用。幹淨是立身之本，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底線。對廉潔上有硬傷的人必須壹律擋住，堅決防止‘帶病提拔’、‘帶病上崗’，以確保幹部隊伍純潔。擔當是履職之要，是黨的幹部的必備素質。改革推進到今天，比認識更重要的是決心，比方法更關鍵的是擔當。領導幹部必須砥砺擔當之志、磨砺擔當之勇、提升擔當之能，自覺肩負起新時代的職責使命。”

與鄧小平時代以來對幹部要求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相比，隨着中國國情的變化，中共選拔幹部的標準也在與時俱進。“知識化、專業化”這兩點沒有變化，因爲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需要有知識的專業人才。而“革命化、年輕化”有特殊的時代背景，當時“文革”剛結束，“革命”思維濃厚且領導人終身製還沒有廢除。現在中共已從革命黨轉變爲執政黨，也不存在垂垂老矣的領導人——省部級幹部65歲退下來，正國級領導人壹般75歲前退休--所以這兩點也不再特別強調。

忠誠、幹淨、擔當爲何成爲新時代中共選人用人的關鍵詞，這與中國現階段的國際、國內發展環境密切相關。不必諱言，中美現階段正在進行意識形態競爭，習近平特別重視製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併且在推動新時代的民主集中製改革，重塑中央權威，所以國際國內因素疊加，中共現階段必然對幹部的“政治忠誠”提出更高要求。